提要：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的回答是，国家治理能力亟需得到提高，要防止政策的钟摆效应与合成谬误。要在已经形成的强大物质基础、社会基础、认知基础上，形成更加先进、稳定、高质量的制度基础。要稳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除了提高人民群众的集体购买力水平之外，还要提高公务员队伍整体执政水平。

　　今天就学习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当前，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过去十年里，我们经历了引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几个重大的事件：一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几乎重塑了人类社会的交流交往和合作方式，人类在反思世界如果一旦爆发了疫情或者生物战争，带给人类社会的众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幸免的。二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日益激烈，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和围堵战略，这严重破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个生态。三是南方国家的整体崛起，标志着全球经济力量正在重新分配，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四是全球货币体系正在进入重塑进程，去美元化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五是地缘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正在重塑，多边主义、多极化和多元化成为世界格局大势。六是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两场战争，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经过近75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在迈上新的台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人民币成为IMF货币篮子中的全球五大货币之一。中国正处于向创新大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五年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300多项改革措施将在2029年完成。我们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建立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努力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还面临一些挑战。一是人口结构问题，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2.2亿了，占总人口的16%。2022年人口下降85万，2023年人口下降208万。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同时提出完善养老政策措施。

　　二是贫富差距问题。我们需要建设的现代化是14亿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虽然中国GDP总量处于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仅为1.27万美元，而美国同期人均GDP是8.17万美元。应该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重要位置，通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做大中国经济总量，使中国继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有专家提出，近两年美国GDP比中国增长得快，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在下降。我认为，美国GDP增长快，有合理的部分，也有虚假的部分，还有与中国比较的尺度不同。后者主要来自三方面：第一，美国修改了GDP统计方法，把家庭劳动也纳入GDP统计，这部分GDP增加了1万多亿美元，而中国GDP是不包含这一块的。第二，美国2022年起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最高时达到9.1%，去掉其通胀部分，其真实增长率并不高。预计今年通胀率约为2.5%。第三，美元利率政策这两年发生重大变化，联邦基金利率处于5.25%—5.5%高位区间。考虑到这些因素，美国GDP增长数据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货币升值和通货膨胀，而且和中国经济总量的比较并不是同一个口径。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与美国的GDP差距并没有拉大。我们要增强自信，继续大力发展中国经济。

　　第三，外部环境变化与恶化。美国在多个领域对中国采取遏制和打压策略。2022年，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首要的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给中国贴上产能过剩输出国等标签，通过强大的舆论机器编造谎言，一些美国官员亲自撰文为美国打压中国优势产能制造理论依据和舆论，同时联合盟友、发动其他国家开启对中国又是产能加征高额关税的合围之势。

　　第四，我们既要解决外部对我们卡脖子问题、卡脑子问题，还要解决卡嗓子问题。在激烈的国际舆论竞争中，我们有很多话说不出来，也缺乏表达在国际上有强大力影响力的的平台和载体。而美国的声浪很大，舆论网络体系很大，还拿出来很多经费，支持舆论媒体抹黑中国，攻击中国。所以，世界发展中国家即南方国家，包括金砖国家，要团结起来共同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五，中国科技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挑战。例如，武汉推出500辆无人出租车，出租车司机担忧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这就需要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充分考虑就业问题，确保技术发展与就业市场的平衡。目前这些无人出租车已经暂时停止运营。

　　第六，美国对中国的各类制裁高达1700多项，仅次于俄罗斯。美国不仅自己制裁中国，还联合日本、韩国、荷兰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核心零部件供应限制。日本对中国实行23种半导体原材料的禁供，包括用于生产电子产品的光刻胶。不过，中国已经能够自主生产这些材料。日本的经济下滑与中国对其进口的替代有关。韩国的三星和SK集团也从中国转移出去，并对中国实施禁运供，这也导致韩国出口中国大幅下降韩国经济从位居全球第7位下降到目前的第14位。美国要求荷兰不能向中国提供光刻机，但是荷兰的企业很着急。在2023年美国放松管制的时候，荷兰一下卖给了中国1400台光刻机，2024年二季度荷兰阿斯麦尔卖给中国的光刻机总值占全球的49%，未来几年中国生产的各类芯片将占全球的50%以上。

　　我们要感谢美国，感谢特朗普，感谢拜登，中国原来不太重视芯片行业创新发展，满足于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关系，按照经济规律进行分工与交易。现在受到外部打压、遏制和围堵，必须自己研发，必须补短板。目前，我们虽然没有生产2纳米、3纳米的芯片，但是已经具有14纳米和28纳米的成熟技术，形成了中国的大芯片产业，大部分工业互联网基本够用了。现在中国成为芯片出口大国，去年出口6000多亿元的芯片，今年1至7月出口7000多亿元的芯片。预计今年，芯片会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虽然美国遏制中国的做法正在遭受反噬，但我们更要看到，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相当严峻。特朗普说，如果他当选，将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60%的关税，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200%的关税。最近，哈里斯也表示，将在电子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我认为，竞争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如果竞争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对方，那是相当危险的，也许对方并不能被摧毁，反倒是自己先倒下。

　　当前，我们尤其要增强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促使社会融资活跃起来。要解决地方政府之前积累的债务问题，特别是那些影响企业对政府信用信心的债务问题。中央政府和各部门正在积极研究这些议题。为了支持民营经济，国家发改委不仅成立了民营经济管理局，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措施，旨在从法律层面解决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营商环境。

　　为了吸引和稳定外资，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应该说，各国企业包括美资企业在中国的获得感和舒适度还是蛮高的。通过改革，我们要把现代商务环境搞得更好。我认为，企业家发展预期会随着中国经济转好得到改变，外资能流出去就能流回来。

　　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在哪里？第一，我们有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中国有1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消费潜力巨大，中国经济市场红利的持续释放将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能。第二，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制造体系。通过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云服务和量子计算等技术，制造业正在被赋予新的生命，形成新的产业形态。例如，传统的汽车产业正在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转型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的发展，但中国的制造业能力正在迅速提升，这种能力是难以阻挡的。第三，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今年五月我到德国柏林，发现手机速度是最快的，柏林的通讯能力和速度是整个欧盟国家中最好的，和在中国境内没什么区别。后来得知，是华为提供的基础设施。再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覆盖了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目前已经有140多个国家与我们签订了服务协议。第四，中国的人力资本队伍也是相当庞大的，体力劳动释放的劳动力红利虽然在减弱，但是人力资本释放的红利，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第五，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基础设施和城市化进程，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和提升阶段，地下管网改造、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的生态型城市建设，将逐步替代原有的粗放的城市发展方式和房地产发展方式。

　　我们最重要的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继续发挥我们的举国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可以按照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既定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这是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

　　同时，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也亟需提高，比如，防止政策的钟摆效应，防止政策的合成谬误。党中央已经确定了中国长周期的战略与政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是要在我们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思想基础、认知基础上，形成更加先进、稳定、高质量的制度基础。稳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除了提高人民群众的集体购买力水平之外，还要提高公务员队伍整体执政水平，同时不降低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这也是对我们自身的考验之一。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自身制度优势，也要准确识别和解决当前遇到的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深入理解资本的运作规律，有效利用资本市场，推动金融改革深入发展。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实行税收分享。逐步将消费税下放至地方，以增强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部分弥补因房地产市场下滑形成的税收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