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观察者网重磅推出季度性经济观察栏目——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邀请经济界和金融界重量级专家学者，围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季度经济数据，解读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回应当下公众最为关心的热点话题，展望未来发展。

　　7月16日，2024年第二期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在上海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平，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等嘉宾齐聚一堂，聚焦上半年经济数据，共议改革与民生。

　　发言环节之后，与会嘉宾与观察者网董事长、风险投资人李世默进入圆桌讨论环节，继续围绕中国经济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观察者网新闻中心副主编王慧主持讨论。

　　观察者网将圆桌讨论环节的嘉宾发言整理成文，本文为上篇。文章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右起：连平、杨建文、李世默、吴晓求、陈文玲、管涛、王慧

　　·只有高度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能拥有巨大发展空间

　　王慧：此次圆桌会议的主题是“改革与民生”。就在昨天（7月15日），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幕。“改革”是三中全会的主题，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造福人民。各位专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实践者，我们非常期待各位专家围绕这一主题分享真知灼见。

　　第一个问题想先请吴晓求老师谈谈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深化改革的内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阶段，我国深化改革开放需要着力解决哪些问题？我们面临怎样的挑战，又拥有哪些机遇？

　　吴晓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个人认为，首先，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过去45年来改革开放中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的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那些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理念、制度和政策。

　　在我看来，改革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最重要的是推动市场化改革，这是放在第一位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重要的历史起点。

　　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十四亿中国人、让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拥有更大的空间、独立性、创造力和梦想。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使人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水平获得最大的提升。

　　同时，我们特别需要推动法治化进程。我认为，建设完善的法治是改革以来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先有市场化，再有法治化。市场化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动能，而法治化为我们提供了信心和预期。

　　内部改革一定要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实践证明，只有高度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能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看，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伟大的实践。它使中国的实体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竞争和合作。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实际上在2001年11月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认为开放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最大的改革，它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开放和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

　　所以，我认为对于内部改革而言，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是关键。

　　对外部来说，一定要保持中国经济具有良好外部环境，这非常重要。保持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需要与发达国家保持良性互动。中国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要通过谁来消化？如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来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外部需求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在双循环发展战略中，必须科学地认识到外部需求的极端重要性。

　　这绝不意味着否定内需的重要性。中国经济是内生性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部需求的扩张，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但这也不意味着内部需求可以替代外部需求。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保障，这也是过去四十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对于一些重大事件，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耐心，深刻理解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陈文玲：我来补充一下。改革是这次圆桌会的主题，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次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将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就是为了让改革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三个方面，可以进一步增加我们对改革的理解：

　　首先，开放是最大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开放的推动下不断深化的，没有开放就谈不上改革。因此现在我们仍需推动开放，让开放的中国和开放的世界融为一体。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

　　其次，我们通过这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的新的经济制度。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四个方面的重要改革。

　　第一是制度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构建了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制度的再造。

　　第二是微观主体的再造，市场主体已不再是单一的国有企业或行政附属物，而是成为独立自主的、多元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微观基础。微观主体在自我发展时的内在动力，要求其必须进行创造和创新，这种内在的创新和创造力使市场具备自我纠错机制。我认为这种机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三，我们完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体制机制的重构。尽管当前的体制机制还不够成熟或完美，但已经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例如，过去我们制定的是五年计划，而现在是五年规划，其中大量指标是引导性的，只有生态环境等少数指标是强制性、约束性的指标。

　　第四，最重要的变化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转变，即观念的塑造。想走回头路、放弃市场经济，行不行？从整个社会舆论和人们的思维方式来看，不可能回去了，我们的改革只能继续向前推进。

　　所以，我认为改革是顺应了民意。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七年翻一番，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加入WTO，这是难以想象的。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如火箭般腾飞，他认为让中国加入WTO是个错误，但这对我们来说显然是正确的决定。中国与世界经济已经连为一体。

　　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带来了巨大收益。未来我们要实现第二个百年两个阶段——2035年和2050年的发展目标，还是要靠改革开放。

　　·需警惕特朗普若上台将对中国出口施压

　　王慧：正如您所言，开放是最大的改革，这在我们的季度经济数据中也有所反映。几位专家都提到，上半年的外贸数据非常亮眼，进出口总额达到21.2万亿，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在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振奋人心。我们取得这一成绩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有哪些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做好准备？

　　连平：今年的外贸数据连续几个月都超出市场预期。一方面是因为外需本身在温和复苏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高，需求增长相对较快。我们现在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态势非常明显，对中东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出口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此外，美国最近进入“补库存”过程，市场的进口需求也在增长。外部环境总体温和，有利于我们的出口增长。

　　另一方面，从内部来看，我们的内生优势也在不断提升。例如，全产业链优势使我们的供给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明显提升。中高端制造业水平不断提高，附加值持续增加，产业结构不断改善。现在，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量的60%以上，比例越来越高。

　　出口方式也在不断创新，比如跨境电商在近几年增长迅速，今年以来的表现也非常好。此外，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也对出口产生了积极效应。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未来的出口前景，当前的态势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如果特朗普再次上台，可能会对中国采取加征高额关税等举措，这将对我们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

　　在2018年至2019年的所谓贸易战期间，美国对中国主要加征了四轮关税，每次都造成了明显影响，集中表现为几次汇率贬值。如果特朗普再次上台，这种状况可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剧。

　　再加上美国现在抛出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说法，我觉得“醉翁之意”不完全在其自身要对中国采取措施，它似乎还在一定程度上号召全球相关经济体跟进。例如，最近与我们关系不错的印度尼西亚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我估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做好自身工作，培养内生优势，包括增强产业链、提高商品结构和附加值、推动创新，尤其是技术进步与新质生产力结合，通过这些来不断增强自身出口能力和竞争优势，让我们能在复杂的环境下“顶得住”“有韧性”。

　　最近一段时间的数据看上去不错，似乎对下半年的贸易状况、尤其是出口状况，持乐观态度的人较多。但我认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环境可能会发生进一步发生明显改变，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刚才两位都提到改革开放的问题，我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开放对改革的支持非常重要。在未来一段时期，由于外部环境与我们最初推进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恐将面临更多难以把握的情况，不确定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既要扩大合作，也要展开竞争，与打压遏制中国的行为作斗争。

　　这个时候又要回过头来看我们内部的改革，它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已逐步弱化或淡化，接下来可以做的是在一系列重要领域继续推动改革，通过改革产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比如城镇化进程，在未来十年中如何进一步加快步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应该加以突出的方面，就是政府的管理和体制，包括政府的行为方式。为了推进市场化，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政府需要有所作为，但也不能乱作为，因此需要有更多合理的制度来规范政府行为，体制方面的改革应该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中之重，这在改革进一步推进后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更多有利影响。

　　吴晓求：开放当然建立在内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什么是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是说今天的做法和昨天不同就是改革，改革要沿着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向走。刚才也提到我们要让市场主体，让每个人的舞台空间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如果越来越小的话，我不认为这是改革。只有空间越来越大，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而且，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王慧：晓求老师说，改革应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方向推进。连平老师也提到，我们当前面临着错综复杂且非常严峻的外部环境。比如美国对我们实施“小院高墙”的政策，对我们的“新三样”加征关税等等。这对我们的新质生产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关行业和企业该做哪些准备？

　　陈文玲：确实得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连平老师和吴晓求老师说的，要认识贸易的规律，刚才杨建文老师也提到对未来出口的担忧。我觉得担忧是有道理的，现在拜登加征高额关税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贸易战，尤其是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然后欧盟、土耳其也纷纷跟进。

　　我今年5月在欧洲考察时注意到，欧洲跟随美国提高关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出于保护本土汽车产业利益，存在对本国企业生存的担忧。欧洲国家提高关税不能完全说是出于围堵中国的目的，但是有围堵的成分，特别是在美国的带领下。

　　如果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可能会任用现在竞选班子里的莱特希泽担任财政部长。莱特希泽是上一任美国贸易代表，参与中美贸易谈判，是代表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的“首席”。去年他写了一本书，阐述了自己对贸易的看法，第一要和中国“硬脱钩”，第二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本书现在很畅销。

　　最近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中说，如果他上台，要对中国产品加征60%的关税，毫无疑问，这不是一般的贸易规律，也不是WTO的原则，而是遏制、打压、围堵中国。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跟进美国的措施，但不完全加入美方阵营，其中也有对本国利益、本国企业的考量。

　　我们必须要有前瞻性预判——中国未来的贸易会发生转移。贸易的转移会随着产业的转移发生，主要体现在贸易流量、贸易流速和贸易结构的变化，这是趋势。

　　现在中国一些企业出海，带走了制造能力，也带走了贸易量。如果中国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在更多的国家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那么该如何衡量我们的国际贸易？是否只有在中国本土产生的贸易才算贸易？

　　中国的贸易结构如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曾经2006年进行过相关国际贸易的调研，总结了“三个85%”：一是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量占中国贸易总量的85%，二是贴牌生产占中国贸易的85%，三是加工贸易占85%。现在的情况与当时已完全不同，一般贸易已经占到60%以上了，民营企业出口已经达到55%以上，这是非常大的结构性变化。

　　未来，随着产业转移和企业出海配置资源，贸易也一定会随之发生转移。因此，对出口的担忧并不是说因为中国经济内部出问题了，而是客观规律所致，即产业转移会带动贸易转移。

　　我们要提前要告诉大家怎么分析经济形势。不是说贸易数字一上升，经济形势就一片大好，也不是说贸易数字一下降，中国国际贸易就不行了，不能这么分析贸易情况。

　　我们现有的贸易方式在不断创新。原来主要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后来又有了义乌的采购贸易，现在我们还有跨境贸易、服务贸易和平台贸易。

　　比如在苹果应用商店排行榜上，前四名都是中国的电商平台。以希音为例，通过其出口的女装已经占到中国女装出口总量的30%，四分之一的女装生产厂家都是它的供应商。像这种贸易方式，我们又应如何衡量呢？

　　所以我们在分析经济数据时，不应该只看一个点。数字一定会变化，它也不会永远上升，肯定会在某个时段开始下降，或者有升有降。

　　·那些市场化程度不比中国低的国家，为什么还很贫穷？

　　王慧：的确，我们要客观看待这个问题。不管是一些欧洲国家还是美国，出于恐慌也好，还是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也好，确实在对我们的“新三样”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这些产品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从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新质生产力的表现亮眼，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集成电路、服务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行业都保持了两位数的产量增长。

　　李总，您作为投资人，对于上半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表现是如何看待的？您在实践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李世默：有很多体会。我想先从刚才几位老师讲的说起。关于改革开放我补充一点，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是改革开放的最大驱动力，但光靠这三个是不够的。

　　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如菲律宾、印尼，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它们的市场化程度不比中国低，为什么现在还很贫穷？和中国的差距这么大？因为它们缺少了我们有的一样东西——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没有战略规划，没有顶层设计，市场是做不到这么大成就的。

　　市场导致的资本错误分配，这是经济学理论的根本现实，市场导致垄断，这也是经济学的根本理念。我们这几十年来为什么市场经济发展这么好？因为国家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

　　我投资高科技公司这么多年，为什么中国互联网发展这么好？很多国家连网都上不去，更不要谈什么电商了。那么，是谁建了3G、4G、5G呢？不是我们这些创新企业，是国家建的。即便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也要建设5G，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稍微离大城市远一点，很多地方就没有信号了。

　　2021年12月，网络维护人员在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五峰村基站进行5G基站天线现场调测视觉中国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教训，比如说芯片、半导体，就没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导致现在很被动。汽车行业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运气好，换道超车发展电动汽车，现在我们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

　　我在美国读商学院的时候，张忠谋来我们学校上课，当时大家都嘲笑台积电，认为是台湾花冤枉钱搞台积电，不符合市场规律，资本回报很低，而聪明人都在硅谷做轻资产，但现在看，这算是当时台湾地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效果也出来了。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经济转型期。我身边的企业家或者企业有两种，一种是一片哀嚎，哭声最大的是房地产，也有一些互联网企业；另一种则是充满信心，企业家一周七天从早忙到晚。所以现在有两个“中国经济”同时在发生。

　　房地产最近的下滑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如此之重，反倒让我觉得好像“好”了一点，为什么？因为房地产这么糟糕也就这样了，我们仍然能够维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但美国、日本房地产爆掉时对它们经济的打击，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现在还能有百分之四五的增长，说明确实有新的东西在逐渐补上来，当然没有那么快，因为房地产份额太大了，填补还需要时间。

　　根据Bloomberg Economics的预测，我们国家的高科技产业，也就是“新质生产力”将从2018年占GDP的11%，增长到2026年的19%。新能源行业包括EV、电池、风能、太阳能，到2026年可能占到GDP的23%。而房地产会从GDP的24%降到16%，这10个点的差距，就靠新能源慢慢补上来。

　　我们做风险投资领域，确实看到这些新兴的、创新的、科技的企业在崛起。现在老的行业、老的模式在下滑，是因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推陈出新的阶段，但这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与耐心。

　　中长期来看，如果这些新型的、创新的、高质量、高毛利的科技引领产业可以逐步发展起来，弥补老发展模式里的缺陷，那么我们中长期经济还是非常乐观的。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特别是地方政府。现在我们地方政府有很多困难，比如财政困难，但也有很多地方政府是非常积极有为的。

　　我最近这两年跑遍全中国，发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以前是给你政策和土地，现在全部是针对创新科技、硬科技领域的企业，他们对此有规划，深耕各个垂直领域。我们地方政府里的很多官员比我们都懂得多，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