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观察者网重磅推出季度性经济观察栏目——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邀请经济界和金融界重量级专家学者，围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季度经济数据，解读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回应当下公众最为关心的热点话题，展望未来发展。

　　7月16日，2024年第二期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在上海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平，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等嘉宾齐聚一堂，聚焦上半年经济数据，共议改革与民生。

　　发言环节之后，与会嘉宾与观察者网董事长、风险投资人李世默进入圆桌讨论环节，继续围绕中国经济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观察者网新闻中心副主编王慧主持讨论。

　　观察者网将圆桌讨论环节的嘉宾发言整理成文，本文为下篇。文章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右起：连平、杨建文、李世默、吴晓求、陈文玲、管涛、王慧

　　·不应泛化新质生产力，什么东西都往里装

　　王慧：在中央提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后，各地政府的工作报告中都普遍提到了这一目标。在制定和实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时，各级政府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杨建文：刚才多次讨论到新质生产力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这一领域增长速度很快，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然而，我们忽视了一个问题，即这些行业的基数相对较低。像汽车这样的传统产业，其产业基础已经很庞大了，其生产力不可能有巨大的突破。

　　从正面角度来讲，高新技术所支撑的新兴产业仍具有巨大潜力，对经济有很大的支持作用。这些领域是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核心。

　　在新能源问题上，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弯道超车，这些突破对整个产业有重要的带动作用，代表着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变革，形成了新的产业格局。

　　今年我们更进一步，把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包括在内。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省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

　　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如何把这两块全都做好？

　　首先，我认为不应该泛化新质生产力。现在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筐，什么好东西都往里面装，如果这个筐里的东西能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那是件好事，但这需要确保其实质上能够发挥作用。

　　第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持续性。举个例子，如果“新三样”的出口遇到问题或者在国际贸易中遇到其他挑战，我们的替代方案在哪里？如果现在的“新三样”受到影响，我们需要在产业层面推出新“新三样”。这也意味着要因地制宜，因为各地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的发展机会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每个地方都要和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沾点边，我认为这反而会影响整体发展。

　　2024年3月18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一家新能源企业，工人在智能化生产车间作业视觉中国

　　王慧：杨老师刚才提到，我们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新质生产力还在成长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请教管涛老师：我们应该通过哪些方面的改革，才能在体制机制上更好地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堵点和痛点在哪里，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管涛：新质生产力通常指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技术，其不确定性较大。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这对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为了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证监会主席吴清在最近发布的新“国九条”中专门阐释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最近，围绕新“国九条”，加快资本市场“1+N”政策体系的落地，既涉及在融资端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更好地满足新质生产力企业的上市融资需求；也关系到投资端，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投资者保护，强调投资和融资的平衡。

　　在交易端，也有一些制度改革，特别是对金融中介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在放开上市口子的同时要加强监管，并且要让退市工作常态化。

　　此外，金融机构也需要提供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评估体系，并提供相关的投资产品，使投资者能够分享新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好处。·

　　·民营企业是大国竞争的底气

　　王慧：讨论完新动能之后，我们再来谈谈传统动能的代表——房地产。连平老师在他的演讲中详细分析了房地产行业，上半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10.1%。房地产行业目前仍处于持续低迷状态。连平老师，您认为当前影响购房者意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购房者的信心？大家为什么不买房了？

　　连平：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状况确实是始料未及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大幅度的下行，对经济拖累不小。这种状况的出现和长期调整有关，它不是阶段性或短期的现象，也不是政策一落实，局面就能马上扭转；它是针对房地产最近二三十年来持续增长的一次较大级别的调整。

　　如果我们不能缓解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的压力，其带来的风险可能比目前看到的更多。

　　我们需要了解目前导致房地产下行的因素。造成购房市场低迷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最根本的是和收入、就业相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行业的就业情况严峻，前一阵子很多餐饮店也不景气，现在情况有所好转。

　　目前的挑战除了收入和就业，还有资产价格下挫。股市和房地产价格的下行，导致财富效应变成负财富效应，对购房者信心造成进一步打击，房地产市场上购买能力也就差了。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也经历过市场波动，通常情况下股市表现良好时，房子也卖得动，因为很多人赚钱了。然而，现在缺乏这种赚钱效应，反而出现负财富效应。

　　2023年10月5日，航拍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一建设中的房地产项目视觉中国

　　吴晓求：约束了消费函数。

　　连平：另外，前一阵子房地产风险表现得比较明显，最近情况有所好转，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风险仍在积累。

　　要对当前的问题采取措施，我认为无非是这样几条：第一、稳定和增加收入，保障就业。第二，采取针对性措施控制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尽量不要爆雷。

　　未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有一些民企在酝酿风险，尽管前阵子有所控制，但往后看仍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市场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降低市场风险水平，提高风险偏好，才能逐步恢复市场信心和活力。

　　王慧：民营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就业、稳增长、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0.1%，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6.6%。如何解读这些数据？怎么做才能让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陈文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时，已经用“五六七八九”概括了民营经济在我国发展大盘中发挥的作用（注：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按照现在的统计数字是“六六七八九”，也就是说它在税收、GDP中的贡献都达到60%。所以，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主体，和国有经济同样重要。

　　我们党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在我们通常把非公有制经济称为民营经济。

　　我觉得，现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有一些特殊意义。

　　第一，民营经济是吸纳就业最多的，“五六七八九”中的“八”，就代表着民营企业吸收了80%以上的就业。

　　第二，现在特别是民营经济头部企业，越来越成为创新的主体。华为、大疆、福建晋华、海康威视等全是民营企业。现在美国制裁了1700多个中国企业和机构，其中被制裁的企业接近1000家，60%以上是民营企业。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已经在美国看来产生了“威胁”，即将或者已经超越美国。

　　这是我们大国竞争的底气。政府坐在谈判桌前是谈判，真正参与市场博弈的是微观主体，微观主体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在第一线，它们更是主体。

　　第三，民营经济的特殊价值在于，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动向对稳民心、稳经济、稳预期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说民营企业的投资和信心回来了，在社会融资方面有了积极性，投资有方向，对未来有预期，认为政策合成谬误、钟摆效应不会出现，就会放心投资。

　　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出海其实是为了追逐资本利得、赚利差，还有一些出海是想要寻找安全的地方，但全世界哪儿算是真正安全呢？

　　美国安全吗？近期美国大选中有候选人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下一步可能效仿对俄罗斯的做法——没收资产；瑞士安全吗？瑞士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完全放弃了中立国地位。所以有些企业在投资向外转移时非常盲目。

　　最近，有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一个非常严厉的议案，下一步要追查在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这些避税岛建立的中资公司。所以哪里安全？回到中国最安全。

　　但是我们需要给这些企业一个长周期稳定的预期，如果它们真的回来了，也还要代表中国企业再出去投资，要形成良性循环，这是改变预期非常重要的微观主体基础。

　　从上述三点来说，我觉得现在要把民营经济真正搞活，真正稳住民营企业家，让整个社会的水活起来，非常重要。

　　·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公平

　　王慧：信心很重要，民营企业家有信心，民营资本才有活力。接下来，我们转向资本市场。有一个问题是股民和基民非常想了解的，现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向好，但是资本市场并没有给予相应回应，刚刚连平老师讲到房地产问题时也提到了股市和基金。吴晓求老师，我们的资本市场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当前的情况？对于股民和基民来说应该怎么办？

　　吴晓求：这其实也是信心问题。经济生活中最真实的就是资本市场或股票市场，它的涨跌都反映出人们对今天乃至对未来的预期，这一点它不会说谎。

　　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的确在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现在已经成了人们诟病的主要对象。但是对市场的批评，反映出人们还是希望它好起来，这就预示着要改革。

　　30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被认为是融资市场，从历史角度来看，由于当时的一些特殊条件，我国的市场生于融资，但市场要成长一定是它的财富有成长性，所以应该是生于融资，成于投资。

　　因为长期以来资本市场被认为是融资市场，所以人们没有考虑到这是风险市场，也不考虑风险市场一定要有风险收益率，那么融资市场的逻辑就衍生成一个投机市场了，这个市场就不会被认为是成长性的市场和财富管理市场。

　　我们从制度到政策到规则到工具层面的设计，无不体现出融资者市场的特征。例如IPO的泛化，就是在为企业融资服务。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为国有企业解困融资提供服务和便利，现在是为高科技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和便利。理念本质上没有变化，只是企业形态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国有企业，现在是高科技企业。

　　要考虑融资，在制度设计上IPO“天使化”或者“PE化”（PrivateEquity，私募股权投资），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不能这样做。企业想要孵化自己的想法，需要大量资金，但不能让IPO去做天使投资。高科技企业需要的资金应该来自于风险投资人，他们会尽职调查、风险识别，去判断有没有成长性，未来能不能形成新产业。而市场很少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判断。

　　有时候，IPO甚至“ICU化”，即企业称“我必须要发股票才能救起来”。公司在这样的市场里上市就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对于一个市场，我不看它的成长指数，只看交易规则是否公平，对所有的投资人是否一样，这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某些交易规则是不公平的，有的规则只是为了有利于所谓的机构投资者、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来进行投资交易。

　　市场最讲究、最重要的就是公平，但凡不公平的都要去掉，例如转融通。过去法律上不能流通的，通过转融通机制变成了可流通，转融券只有大型机构才能使用，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证监会主席吴清上任后做出了一个调整，认识到注册制改革的成功必须和严刑峻法连在一起。我们过去只重视注册制改革、市场化改革，没有重视这种发行制度会使得财务指标很宽松，于是李鬼就来了，当发现自己不用承担责任后，就会想办法作假。

　　所以要配置严刑峻法，让这个市场不能有丝毫作假行为。这种处罚不是轻描淡写的“罚酒三杯”，一定要制定一个像美国安然事件那样的处罚规则。2001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安然公司作出处罚后，就没看到美国市场再出现类似情况，因为罚得太厉害了。后来还修改了法律，出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体现出很好的反省精神，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所以，法治化是中国金融现代化、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最重要的基石，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而且，市场的生命力在于透明度，透明度和作假是完全冲突的。现代市场体系最高级形态的特征就是透明度。对市场来说，第一是法制、第二是契约、第三是透明度，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三大基本特征。因此，推动资本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的重要性。

　　王慧：作为风险投资人，李总对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有什么观察或者思考？

　　李世默：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这确实是我们推动下一轮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障碍。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做好平衡难度很高：既要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创新科技，同时又要避免出现所谓的经济金融化。

　　然而，“实体经济围绕金融、金融引领实体经济”，这几十年来我们看到过太多案例。比如美国的工业空心化，一半以上的责任都在华尔街。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写过一本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Elegy），就像书里展现的那样，美国中部为什么那么多人吸毒？因为整个经济被掏空了。谁掏空的？华尔街。

　　整个经济的金融化，所有经济、所有企业只为金融服务，这是我们必须从美国身上吸取的教训。

　　吴晓求：这种平衡非常难，但我们要确立基本的理念，即金融是现代经济非常重要的助推者。现代金融包括以资本市场为纽带的新资本业态，这对中国的现代化、科技进步以及产业的升级迭代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理解现代金融在内的金融业态对未来中国的重要性。

　　王慧：我们去年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

　　吴晓求：我为此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标题就是“金融强国，艰难的过程、伟大的目标”。建设金融强国任重道远，首先要求完善的法治。没有法治，金融强不起来。金融强，其实就是别人信任你，拿钱来投资。一个重要象征，是境外投资者的占比很高。

　　其次，建设金融强国还要有契约精神，以及透明度。

　　最重要的，就是强大的国家软实力，这一点都不比强大的实体经济影响力弱。只不过对于大国而言，实体经济本身相当重要。因为大国不像新加坡，可以很小，但金融很好。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也好，大国要发展金融，实体经济必须足够强大，要有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占经济主导地位，这些是大国成为金融强国的基石。同等重要的是以完善的法治为基础的软实力，这一点很多国家做不到。软实力除了国家的法治，也包括法律模式。

　　·要客观评估“去美元化”

　　王慧：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人民币国际化，这也是我们建设金融强国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管涛老师，近几年我们看到人民币国际化在扎实推进，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管涛：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近些年贸易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目前出口规模是全球第一、进口是第二，既是利用外资大国，也是对外投资大国。随着我国对外的经济和金融联系越来越紧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使用也得到了支持。

　　第二，我国实施了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典型例子，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些传统的亚洲强势货币贬值，但人民币实施不贬值政策，当时赢得了所谓“小美元”的称号。尽管正式的人民币跨境流通使用启动较晚，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周边国家和地区愿意接受和使用人民币，原因就在于我国没有随波逐流，和其他国家一样去参与竞争性贬值。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以后，韩国央行提出要和中国人民银行做货币互换。原因在于各国本来都是要向美国学习的，没想到美国自己出问题了，于是引发各国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反思。

　　第三，近些年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让大家感到比较放心。特别是股票通额度限制取消等操作，对于吸引外资增加配置人民币金融资产有一定吸引力。

　　吴晓求：一个国家金融的强大，有两条线。第一条一定是本币的自由化和国际化，其前提是法治。没有法治，本币会处在波动之中；法治能把人们的心留下来，资本能保持适当的预期。

　　第二，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美国金融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市场发达，它支撑了美元的国际化。如果美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美元是不可能国际化的，没有闭环机制、回流机制。

　　没有美元国际化，美国不可能有今天。美国的金融结构设计非常精妙，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强大载体，让美元国际化有回流机制，因为人们拿到美元以后，不可能是拿到现金，一定要买美元计价资产，可以回流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金融结构要按照这个模式去设计。

　　当然，我们还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法律来做一些调整，就像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有许多不一样，但内核是一样的：分工、竞争、价格的公允性、交易的公平性、资本的作用，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不是说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意味着这些东西不存在了，而是同时又要有中国特色，比如地方政府的作用。

　　换言之，在设计中国金融结构的时候，既要吸收现代金融的内核，同时又要适合中国的国情。

　　王慧：我们看到目前在国际上也有一种“去美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

　　管涛：“去美元化”这个问题，还是要客观评估，可能在某些领域美元的份额确实在下降，但在某些领域美元的份额是稳定的。

　　吴晓求：（全球央行储备中美元占比）基本上在60%左右。今后会有变数，但也不能随便就称“去美元化”。我们一定要站在客观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

　　王慧：最后一个话题是区域经济发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等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色，也是一抹亮色。杨老师，您是研究区域经济的专家，能否谈谈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推出哪些举措来解决这些问题？

　　杨建文：你刚刚提到的三大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构成了我国经济的重要基础。2023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达到52万亿元，占比超过全国40%。

　　因此，未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区域无疑将挑起大梁。而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这些区域的带动作用，使其更好地发挥挑大梁的作用。

　　我们以前谈论区域一体化，包括长三角一体化，主要谈论的是克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的行政障碍。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探讨的不仅是如何消除市场中的“诸侯经济”问题，更要考虑如何联手建立起区域间的联系。三大区域在功能上需要形成有机联系，实现协同发展，共同发挥挑大梁的作用。

　　长三角面积为35.8万平方公里，区域经济总量超4万亿美元，与德国、日本相当。德国的国土面积为35.8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约为4.4万亿美元；日本国土面积稍大（37.8万平方公里），2023年其经济总量被德国超越。

　　如果我们在长三角区域内，不仅解决行政壁垒问题，还能共同打造一个“中国的德国”或“中国的日本”，这将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在长三角区域内消除省界间的障碍，比如联合挖条河或撤销一个关卡，而是要形成一个统一体。

　　三大区域之间，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探索性尝试，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这是国家科技战略中一个新的组成部分。上海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是在上海市支持下，由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上海长三角研究院、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共建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运营平台。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则由广州市政府、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建。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三大重点区域开始联手合作，而且打破传统的开发模式。不再只是长三角或大湾区牵头，而是三大区域共同推进。

　　回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三大区域首先需要共挑大梁，其次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进一步改革创新。如果仍然只停留在削弱行政障碍的层面，就无法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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