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轻松地谈谈心，说一些平常在学术讨论会上很少说的话。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第一届研究生，这是建院之初做的头几件大事之一。我作为“黄埔一期”的研究生进入社科院，我的学术生命开端与中国社科院成立几乎同时，可以说我是中国社科院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

　　平时在社科院，埋头科研，不太注意社科院的学风是什么。直到2013年，我70岁时，在社科院已经工作35年了，那一年我被评为全院“科研优秀个人”。我感慨之下，回忆了一些我在社科院得到的教诲和哺育，脑海里浮现出一些往事。正好学部主席团组织学部委员谈学术人生，我就写了一篇题目是《做学问也是一种修炼》的文章。“修炼”什么？修炼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

　　中国社科院是否存在一种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还不好说，或者说，一种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是否成型，怎样表述？我说不好。但我可以请能说得好的人说。

　　——大概1983-1984年间，距今40年前，我有幸参加胡乔木院长的写作班子，总共只有五六个人，住在西郊玉泉山。乔木同志每周来讨论一次，交代写作任务，把每个人按照分工写的稿子带回去批改，下一次来再继续讨论。我本来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很自信。这种自信可能来自我早年的一点儿经历。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时，文学课是请中文系一位老师过来讲授的。我的一篇作文竟然被他作为范文，不仅在哲学系的课堂上还拿到中文系的课堂上讲解；毕业后我到山西日报社当了5年编辑记者，有一点历练。加上我知道乔木同志被誉为“党内一支笔”，我每一次写的稿子都极为认真，努力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却不料我每一次交上去的稿子都被他批改得面目全非。我很惊讶，就仔细地一字一句地研究他是怎么修改的，琢磨他为什么那么修改。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经他修改的稿子，观点表述极为明确，措辞极为讲究，而且句子读起来非常通顺。更重要的是思想高度我达不到，思想认识水平差距明显。这位“文章大家”令我体会到什么叫“严谨”。

　　还有一位在学风严谨上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哲学所一位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先生。他是我国现代逻辑学奠基人金岳霖的高足，创立了载入国外数理逻辑教科书的“沈氏定理”，享有世界声誉。他破解了《墨辩》中的被中外逻辑学界公认的难题。可是这个成果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只有5百字，真是字字珠玑，一字千钧，做到了“一字不移”。古往今来，无数研究墨家逻辑的人都破解不了，他用5百字就解决了。如果说他的天赋我学不了，惜字如金的严谨学风是可以学习的。我们现在一篇文章一二万字，到底有多少真知灼见很难说。虽然学科不同，但这与学科似乎关系不太大。我见社会学老前辈潘光旦先生的“说‘伦’字”，那么有价值的文章，也就3千字。

　　再讲一个让我惊讶或者说惊喜的事情。我读研究生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本还没有完整出版，只是一边翻译，一边陆续发表。其中，马克思引用了一个古希腊神话，译者没有翻译出来，导致前后意思不好理解。有一天，我在楼道里巧遇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被鲁迅称赞过的中国优秀外文专家冯至先生，我就非常唐突地向他请教这个问题。冯至先生也许并没有看到马克思那本书的译文，但他当即向我讲解了那个拉丁文词的意思以及那个神话，我觉得冯先生已经讲明白了。让我惊喜的是，冯先生很快还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说，他回去专门查对了原文，他当面给我做的解释是正确的，又把那段话的意思准确地表述了一遍。冯先生和我不在一个研究所，根本不认识我，我也只是一个研究生，冯先生对一个偶遇的年轻人的提问那么认真，令我非常敬佩！这让我认识到老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是多么的严谨。以上说的是关于“严谨”。

　　——大概是在1992-1993年间，我在哲学所时合著了一本书，胡绳院长很快就看了，而且把我和另外一位作者叫到他的办公室。使我深受教益的，不仅是他对我们那本书的精辟评论，更重要的是他对怎样做一个严肃学者的亲切教诲。他首先从自己讲起，他身为院长，许多研究所开会都请他去讲话，他说，他只是一个近代史学者，其他学科不懂，他从不到处讲话。他说一个学者不要对自己专业以外的，或者虽属专业以内却没有专门研究过的问题随便发言，这令我明白了什么叫对待学术的“严肃”态度。胡绳院长的教诲我记住了，凡是邀请我参加的会议或讲座，只要我对那个主题没有做过研究，我基本上都谢绝了。

　　“严肃”的学风可以表现在方方面面。我当博士生时，我的导师邢贲思先生时任哲学所所长。有一次，他布置我写一篇文章，不仅拟定了文章题目和要点，还口授了提纲。我以为他是要和我合写这篇文章，写完后，就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我的名字署在后边。当我把稿子交给他，他立即就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了，并且说：“指导你写文章是老师的本分，你写的文章，我不能署名。”署名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学风是否严肃的问题。现在我的学生要求我必须把我的名字署在前面，说否则发表不了。我感到很无奈；想起我导师的榜样，我也很内疚。我甚至见到有的学者明明引述了别人的论点，却连一个注释都没有。甚至常见到这种情况，引述大人物的观点就加注释；引述普通学者或者年轻学者的观点就不加注释。说是“怕掉价”，既然“怕掉价”，为什么要引述人家的观点呢？钱学森先生是大科学家，他有一篇文章引述了哲学所当时一位副研究员童天湘的观点，不但加了注释，还在正文中提到童天湘的名字，并且特地给童天湘写信，表示感谢，这“掉价”吗？非但不“掉价”，这是坚持严肃学风，是一位严肃学者应有的品格。这是说的“严肃”。

　　——著名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我那时是学术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有一次他问我，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一时语塞。他说：“文章要写得像哲学一样深邃，像数学一样严密，像文学一样感人，就是最高境界。”这令我明白了什么叫“严格”。我记住了他的话，反复琢磨怎么朝这个方向努力呢？这里显然不是写文章的技巧问题，其实是一个知识结构问题。数学、哲学、文学是3个差别极大的学科，这里其实不仅仅指这3个学科，而是指多层次的学科知识结构。我们常说研究要有“深度”，“深度”哪里来？如果只懂一个学科，那么知识基本上是平面化的，比不上几个层次的学科更有深度和厚度；如果只在一个层面上做文章，只用一个方法研究复杂的多面向的社会整体问题，也很难深入问题底里，难有多强的解释力。显然，只有多层次贯通才能解决这个做学问的“深度”问题。

　　我的硕士生导师王锐生教授，在我之后，他也担任了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教授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教授的博士生导师。他在担任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期间，严格要求每个研究室成员不能只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必须结合一门具体社会科学。当时，研究室里有研究家庭史的王玉波，有研究民族学的蔡俊生、有研究科技革命的吴元梁，有研究科学史的陈荷清，王锐生老师和我都是结合研究社会学的。我在哲学所，其实研究方向不论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一直是偏社会学的。1988年我接任研究室主任以后，还组织全室人员到山东、安徽等地做过长时间的社会调查。社会学所陆学艺老所长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调查就是在哲学所工作期间做的。哲学所的学术风气不同于社会学所，它很提倡扩展学术视野，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叫“扩展学科界限”。例如，美学研究室有一位研究员，自己就是电影编导；周国平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他在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但他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在文学方面的名气比哲学方面还大。这种情况如果在社会学所可能被认为“不务正业”，但在哲学所并不稀奇。所以，我所说的“严格”主要指学术态度，不是指学科边界。以上是关于“严格”。

　　——享誉海内外的大学问家钱钟书先生有句话：“社科院是他永远的爱人”，这令我明白了什么叫对学术志业的执着亦即“严守”。他说的这个“永远的爱人”就是学术，对学术这个“永远的爱人”要忠贞不渝地追求、不舍不弃地追求、死乞白赖地追求，用心、专心、一心一意地追求，一生一世穷追不舍。社科院这个单位既无权，又无势，待遇也不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有学术，有学者风骨、品格和精神。钱钟书先生在他1981年出版的名著《管锥编》中，仍然如三四十年代一样，称“社会学家”为“群学家”，这也是对中国学术传统“坚守”态度的明证。

　　中国历代学人立志做中华学术的传承人，也叫“托命之人”，决不能让中华文化断绝在自己这一代。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抛弃传统文化，而是要延续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更大的“坚守”是守住学者的本分。中国自孔子以来，历代学人都有强烈的传承意识。孔子一生“述而不作”，把传承夏商周“三代之学”视为自己的使命；后辈学者也把“为往圣继绝学”，当作如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一样神圣的责任。我查阅较早的张载文献——明万历四十八年编的《张子全书》官刻本，发现原文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似乎这个较早的刻本更为可信。但不管是“为往圣继绝学”还是“为去圣继绝学”，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说的历代学者对中国学术的坚守，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国学术绵延不绝的根本机制——代代传承。

　　自2014年以来，我组织有我院历史研究院等5个研究院所的3位学部委员和若干位研究人员以及全国十几所高校的前后近百名学者，集体撰写《中国社会学史》。以往的所有中国社会学史都是从清末民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写起，中国社会学史被说成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本无社会学”成为定论。我们经过近十年的顽强努力，完成了六卷11册550万字的《中国社会学史》，梳理出了群学两千多年来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证明了中国本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的“根”在中国。荀子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这不是我的独断，而是费孝通、拉德克里夫·布朗的重要论断，也是早在清末民初，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等先贤一致的公论，我们不过是对此做出了具体论证。这十年，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学术的博大精深，内心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为去圣继绝学”不仅令我有一种责任感，甚至有一种神圣感。这可能是我八十岁了，每年还能发表几篇文章，出版几本书（包括合著、主编、独著），研究成果比退休前只多不少的动力来源。

　　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倡“文化自觉”，但是，“自觉”意识从何而来？如果中国古代没有自己的社会学，那我们能有“文化自觉”的底气吗？“文化自觉”绝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口号，它的实质内容和深刻意涵就是要从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找到中国社会学的“根”。这与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第二个结合”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费老在提出“文化自觉”的同时，不顾九十高龄，还要认真“补课”。“补”什么“课”？主要是先秦诸子之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心学和实学等中华经典，为的就是给中国社会学找到自己的“根脉”。有人可能会问这些不都是“哲学”吗？其实这是搬用西方近代划分学科的方法来区分“哲学”与“科学”的一个错误观念。中国学术与西方近代划分学科的方法不同。大体上说，西方是学科之内分学派，中国古代却是学派之内分学科。例如，孔学之内有“六艺”，“六艺”相当于六个“专业”；墨学之内分谈辩、说书、从事三科，每科又有许多“专科”，仅“从事”一科就又划分为农、工、商、兵各种专科。中西学科只是分法不同，并非有无问题。不同分法各有优长，但要相互承认，不能只说西方有学科，中国就没有学科。不能简单搬用欧洲人的说法，所谓社会学产生于工业社会，那是发生于欧洲的现象，不见得有什么普遍必然性。没有什么根据能够证明，不论农业社会多么发达、分化多么严重，就一定产生不了社会学这个学科。同样，孔德所谓“神学－哲学－科学”的进化主义“三阶段论”，可能符合欧洲的情况，但明显不符合中国历史。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相当高水平的天文、历法、数学和农学等，但道教到东汉才产生，真正思辨的哲学也出现较晚，所以黑格尔等人才错以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正如哈佛大学考古系主任张光直所断言，欧洲文明是特殊的，并没有普遍性，更没有唯一性。如果跳不出先入的思想框框，不仅难以接受“中国本有社会学”这个历史事实，恐怕所谓中华文明在学科上也只能空空如也。如果没有中华文明，我们到哪里去找“中国特色”？那我们今天还何谈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既然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就当然要重视本土的思想资源。如果我们历史上确实没有自己的社会学，也就罢了；既然“中国本有社会学”，而且历史悠远得多，那我们就不能仅仅从1838年孔德提出“社会学”开始讲中国社会学，那样讲的是西方社会学，不是“中国社会学”。既然“中国本有社会学”，而且内涵丰富，那就不能再把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当作中国社会学史，那样讲的是“西方化”，不是“中国化”；不能再讲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前中国只有“社会思想”，没有社会学。既然“中国本有社会学”，而且体系完整，那就不能再把西方社会学当作唯一的、全部的社会学，将“西方社会学”等同于“社会学”，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既然“中国本有社会学”，而且特色鲜明，那就不能再按照西方社会学的样子讲“中国社会学”，而是要讲出社会学的“中国特色”。这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也是符合逻辑的。这才谈得上文化自信，这才能有文化自主性。

　　既然以上所说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也是符合逻辑的，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就必须古今贯通。但古今贯通不是排斥西方社会学。恰恰相反，我们仍然要认真研究和借鉴西方社会学。因为它是在中国之外的世界上最为系统的、同样内涵丰富的社会学，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群学是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诞生的，发展学术的正确道路是开展平等对话和理性讨论。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不仅要古今贯通，还要中西会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古今贯通、中西会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必由之路。我们有荀子群学2200多年以来的天赐资源，有自明代中期以来六百年的中西文化交融和清末民初120多年来的中西社会学会通的丰厚积淀，有人口规模最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就一定能够建成比西方社会学毫不逊色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将来的世界社会学也必将是百花争妍的，不会只有一个“范式”。这是从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必然得出的推论。早在20世纪中叶，维也纳学派就有人致力于“统一社会科学”，没有成功。其实，自然科学也是有多个“范式”的，何况社会科学；更何况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包容性，还是包容多样性符合学术发展规律。

　　当然，我们已经做的群学研究只是初步的，肯定不完善，诚恳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我们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古典社会学（群学）研究中心，每年在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举办群学论坛，特别欢迎本所同仁参加；我还主编了《群学年鉴》，特别欢迎批评性文章，当然有批评也可以有反批评。研究群学这件事情，我从1999年费孝通先生把他的《从实求知录》一书题赠给我，就开始探索了，至今已经24年，确实有很多话想跟大家交流。以后如果身体允许，我还很想举办“群学研讨班”，欢迎大家参加。

　　以上所说的严谨、严肃、严格、严守，无非一个“严”字。老先生们以他们的精神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位学者，怎样当中国社科院人。传承社科院精神是我们的天职和本分。我曾斗胆修改李大钊的话，原话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改为：肩不铁也要担道义，手笨拙更勤著文章。要以“勤”补“拙”。我希望老先生们的品格、风骨和精神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发扬，化作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追求、工作态度和行为方式。依靠这种精神，中国社科院就肯定能够成为令世人仰慕的最高学术殿堂，肯定能够成为党和国家倚重的思想库智囊团！

　　为什么必须发扬“四严”的精神呢？这是由中国社科院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我们在专业基础方面，不可能像高校那样全面和系统，在实际运用和效益方面，不可能像其他部委的政策研究机构那样直接和快捷。我们唯有练好内功，靠“四严”精神，立足于学界，立足于社会。

　　本来只想说一些轻松的话，不料又谈到严肃的话题上了。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时间很长，但自己在学风上做得不到位。老先生们的高尚品格、风骨、学术精神和优秀传统，我并没有学好，自己也谈不到有更多的学习体会，原原本本地把我记忆深刻的一些往事讲给年轻一代学者，是希望并相信这种品格、风骨、精神和传统能够得到传承和发扬。

　　[作者：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