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进一步的加剧。60岁的老人的占比已经远远超过了0-14岁人口的占比。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叠加带来的机遇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分母效应”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机遇

　　在中宏观察家、中国老龄协会事业部主任李志宏看来，首先要善于把握“分母效应”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机遇。李志宏在接受本网专访时指出，第一个“分母效应”就是人口负增长，自然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的人均密度就会提升。比如说，大家都在说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龄化程度比较高，农村人口不仅“老了、少了，还跑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农村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使我国农村地区长期面临的人多地少矛盾得到逐步缓解，人均耕地面积增加，有利于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预计我国农村15-59岁劳动适龄人口将由目前的3亿下降到2050年的0.52亿。在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的情况下，人均耕地面积将由6亩增加到超过34亩，这就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第二个“分母效应”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改变整个社会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重老轻小”现象。人口老龄化会使得公共服务消费主体构成发生变化，老年群体成为消费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群体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消费行为，既有共性，更具有自身的特性。这两点决定了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产品、设施、活动和队伍建设都将产生全面的影响。按照人口老龄化的要求，引导基本公共服务的生产与递送，增加针对老年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总量，将成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未来人口负增长有次序性，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依次负增长，这也为公共服务资源的有序腾挪提供了空间。比如，将一些农村闲置的校舍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今后，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理念要进行调整，现在提出一体化推动“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统筹解决“一老一小”的问题，这当然很好。但是，今后还要超越“适老适幼”的理念，更加注重各种公共服务资源的弹性配置。比如，我们在社区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的时候，要打破人群分割，要更具有年龄包容性和通用性，满足全人群生命周期的要求。在此领域，一些部门提供了很好的理念和实践，比如完整社区建设或者全龄社区建设，确保社区的居民，可以原居安老，在整个全生命周期里能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不用伴随着居民的老龄化进行公共服务设施的重新配置。

“收缩效应”带来的紧平衡缓解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老龄化社会带来了许多经济、社会和健康方面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确保老年人的健康和幸福，同时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主要负责人日前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着力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福祉，培育潜力产业，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打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增添新动力，也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银发经济领域开展合作，巩固互利共赢的合作纽带。

　　中宏观察家、中国老龄协会事业部主任李志宏接受本网专访时指出，在人口数量庞大的情况下，我国很多资源供需都处于紧平衡状态，而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则缓解了不少领域的紧平衡状态。首先是教育资源供需紧平衡的缓解。少儿人口数量的减少，将使得我国面临的“入托难”以及中小学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其次是就业机会供给紧平衡的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特别是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将缓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难等问题。已有研究支撑了这一论断。例如，有研究显示，2010-2060年欧盟大多数成员国“老龄化成本”中的“失业与教育”领域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均将出现下降。

　　第三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平衡的缓解。此前，人口数量控制使我国成功摆脱了“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了经济起飞。今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相叠加，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进一步减轻。此外，扩大非物质性消费，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方式，是我国今后扩大消费的主导方向。

　　同中青年群体相比，老年群体消费构成中服务性消费和精神性消费比重大，消费行为更为理性，消费理念更加节俭。从这个角度看，老年群体的消费方式更加贴近于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比重的增加，则有利于我国扩大非物质性消费，形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有实证研究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人力资本红利和长寿红利的叠加，可以降低实际抚养负担

　　老龄化问题是指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显著上升的一种现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德国等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难题。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老龄人口增多成为必然趋势。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老龄人口已占到世界总人口的22%，而有预测认为到2050年将超过33%。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老龄化问题对其产生的影响更加严重。

　　老龄化严重和出生人口锐减对社会保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需要从多个方面寻找解决之道。舆论认为，政府应加强对社保制度的监管和管理，提升社保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通过制定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政策，促进就业和创业，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进而增加社保基金的缴纳人数。

　　中宏观察家、中国老龄协会事业部主任李志宏接受本网专访时表示，根据最新的人口预测数据，未来我国老年抚养比，还有社会抚养比都在持续上升。此前，全国老龄委组织实施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显示，整个社会抚养比峰值将超过100%，最近有学者预测峰值将超过140%。这样高的抚养比，引发了社会焦虑和悲观情绪。我觉得要辩证来看，实际抚养负担可能不会那么沉重。就老年抚养比来说，老年抚养比的分母将迎来人力资本红利。我国教育普及取得历史性成就，学前教育毛入学率88.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4%，高中教育毛入学率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7.8%。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2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1年，较10年前增加了1.26年，预计到2035年提升至12年。这意味着我们人口数量红利逐步缩减了，但人力资本红利挖掘的机会来了，开发利用好，整个社会抚养能力就提升了。我们再来看看老年抚养比的分子，将迎来长寿红利。2035年之前，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比重，根据联合国总方案预测，基本上在50%以上。这个年龄段的人大都具有知识、经验、技能优势，养育子女负担轻，2035年前新进入这个年龄段的群体，也大都是目前的中壮年人口，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可资开发利用的潜在人力资源。如果退休制度、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能够得到适时调整和完善，这可以有效扩大人力资源供给，获得“长寿红利”。大家都在谈人力资本红利和长寿红利，如果把这两个红利叠加起来分析，它可以有效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换句话说，“长寿红利”将坐车人变为拉车人，“人力资本红利”将拉车人的能力提升，这将有效降低实际抚养负担，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老龄化成本”，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动力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