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10月31日电 聚焦“精准施策统筹发力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三季度中国经济宏观数据解读与政策前瞻”主题，中宏论坛第四十二场在线研讨会召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春海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

　　以下是于春海发言：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在财政、货币、房地产、产业、消费、就业等方面出台的一系列宏观政策，以扩大内需、提振信心和防范风险为导向，宏观政策调控力度不断加大，带动了经济复苏动能的转强。在宏观经济供求两端都出现了积极变化和边际改善，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向好的态势更趋明显。但是，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外部风险有所加大，内需不足的矛盾仍旧存在，内需改善的可持续性仍然值得担忧。

　　在供给侧，服务业的恢复尤为明显。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接近于疫情前水平。服务业的特性决定了其扩张主要是由国内需求驱动的，3季度消费持续修复，特别是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扩张。工业生产呈现改善迹象，制造业生产恢复加快。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连续两个月正增长，工业保持恢复向好的势头尚不稳定，9月和10月的PMI在扩张和收缩之间波动。无论是工业还是制造业，增速均低于GDP整体增速，既与今年来的消费增长偏向于服务有关，也与外需低迷有关。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整个工业部门。但是今年以来，高技术产业的增速持续低于整个工业部门，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

　　在需求侧，促消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恢复到疫情前正常状态。居民消费意愿显著修复。这反映出，在各项稳增长政策和促消费政策的影响下，居民信心的改善和消费倾向的提升。服务零售额增速远高于社零增速；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提高。这是疫情之后居民消费行为的短期调整。但是需要注意，在家庭资产负债表尚未完全修复的情况下，消费增速高于可支配收入增速的状况是否可以持续？疫情后消费行为调整带来的服务消费高速增长的情况是否可以持续？

　　固定投资整体低迷，制造业投资加速。固定投资单月增速有所提高，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是支撑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力量。固定投资整体增速低迷，主要受房地产投资下降的拖累。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投资的份额将近25%，1-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1%，降幅比1-8月扩大了0.3个百分点，对整体固定投资的拖累效应比较明显。民间固定投资依然没有恢复正增长。在民间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比超过1/3，如果扣除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增长9.1%，比1-8月份加快了0.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的状况正在缓解。但是，其他领域的投资还不能有效对冲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降。

　　对于2023年的进出口数据，无论同比变化还是环比变化，都需要注意到这依然处于疫情后的调整过程，没有必要过度解读。当前，我国的货物进出口规模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基于前两年的高基数增速回落甚至是规模收缩，比较正常。过去两年的逆势高速扩张，并不是可持续的正常状态。另一方面，延续疫情前的变化和调整趋势，对外贸易作为净需求力量的地位和贡献仍处于下降趋势。此外，全球供应链重构趋势及其对全球贸易关系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这种变化无论是微调还是深度调整，对我国来说，都可能是对外贸易的下行压力。在未来一段时间，考虑到对前两年逆势扩张的回调，以及全球贸易结构和贸易关系的可能调整，我国外需进一步扩张的动力有限。

　　需要关注我国对外贸易关系可能出现的结构性调整趋势。我国占美国货物进口份额显著下降，这在2018年已经出现；占欧盟进口份额在疫情期间达到历史高位，2022年下半年以来波动下降。已经出现主要发达市场上其他经济体对我国的替代迹象。总体而言，新兴市场对美出口份额上升，从中国进口份额也在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产业链和市场份额转移，从“东亚-中国-欧美”三角分工和贸易模式转向“中国-其他新兴市场-欧美”三角分工和贸易模式。但是这当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长和消之间能否对冲？相较于疫情前，今年我国占美国进口份额下降了3个百分点左右，占墨西哥和东盟等进口份额上升了3个百分点左右，但是由于进口规模的巨大差异，在这种消长变化中很可能出现的是我国总体出口规模的萎缩；二是上世纪90年代后“东亚-中国-欧美”分工和贸易模式的形成，依赖于当时的地缘政治关系缓和和地缘经济融合，而当前面临的地缘政治矛盾上升和地缘经济分裂风险，“中国-其他新兴市场-欧美”这样的跨地缘经济区域的分工和贸易模式，是否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增速普遍下滑、经济分化加剧，世界经济风险加大。在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俄乌冲突、地缘政治矛盾加剧、地缘经济分裂、生活成本危机、全球货币政策环境收紧、财政政策退出、高债务和极端天气等多重冲击叠加影响下，全球经济显著放缓但是并没有停滞，这反映出全球经济的韧性。但是，2023年在全球经济整体放缓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化将明显扩大。同时，国际贸易增速下降，贸易保护措施进一步增加；大宗商品价格再次走高并引发货币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的风险；地缘政治矛盾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地缘经济分裂的迹象已经出现。

　　当前世界经济的最大困境在于，缺乏协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政治意愿，多边协调和合作难以展开。近年来，无论是面对全球性疫情这一共同冲击，还是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乃至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威胁，主要经济体之间都没有实质性的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在其背后是，在世界经济大变局之下，世界经济作为统一整体的运行基础受到严重削弱。在国内解决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需要强调政府作用。伴随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不同经济体力量对比关系的消长变化，民族国家和政府作为国际竞争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凸显。面对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等不断出现的外生冲击，“和平红利”和“安全红利”不断丧失，加大安全投资的迫切需求，同样要求强化国家和政府的作用。

　　国家和政府的特性以及当前背景下的使命，其行为中体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逻辑，从关注绝对收益转向关注相对收益。特定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下的行为模式，蕴藏内在的不协调、矛盾和冲突，难以形成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世界经济整体中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国内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越来越关注相对收益或相对损失。面对世界经济的困难与挑战，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选择并不是加强多边协调与合作，而是推动世界经济沿着地缘政治断层线的分裂。甚至在地缘政治关系亲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也针锋相对地实施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内向型产业政策。

　　在政策层面，首先要为高水平开放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产品和要素开放→制度型开放，不仅要塑造我国的内部环境，还需要塑造外部环境。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外贸和外资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固然重要，如何改善国际环境可能更为重要。其次，从前三季度的情况看，实现年度宏观经济目标应该不太困难，但是最终消费贡献GDP增长80%甚至90%以上的状态很难持续，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力量必须要跟进。但是，各种政策措施无法有效刺激民间投资增长，需要从短期宏观调控思维转向长期结构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