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下，如何统筹产供链的发展和安全，将直接关乎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与民生福祉。产供链的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各种不同的产供链，面临的安全问题和性质不同，因此需要具体分析，以提前部署应对的战略。

　　一、当前我国产供链面临的重大安全风险

　　（一）智能化发展将强化高新产业产供链被卡脖子风险。美国《芯片与科学法》估计可带动高达1400亿美元的本土制造产能投资，增加60万-70万片/月的产能，为全球先进制造产能总量的30%-40%，将引导半导体制造业强势回归美国，增强美国对全球先进产供链的掌控能力。据统计，美国546个行业中有300多个行业需使用关键芯片，随着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联化发展，我国更多行业将需采购关键芯片。欧美日韩等国纷纷出台的芯片战略等，对我国最直接的影响是半导体产业，受影响面最广的将是智能制造，先进制程芯片供给的不稳定，将影响我国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发展，进而制约产业升级和向新兴领域的拓展延伸能力。

　　（二）跨国公司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将从需求端冲击我出口导向型产供链。2008年以来，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再布局引发跟随投资，越南、印尼、孟加拉、印度等国已逐渐成为轻纺品的重要产地，目前电子消费品供应链正加速重构，其集聚效应比轻纺品更显著。苹果自2017年开始往越南和印度布局组装加工厂，从2019年开始，其组装企业富士康、和硕和纬创都相继加大印度投资，带动了三星等电子企业的供应商跟随到印度设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1年研究报告《全球价值链风险、韧性和再平衡》称，大型企业平均每3.7年就会经历1次长达1个月的供应链中断；平均每10年因供应链中断带来的损失约为一年利润的45%。安全已成为跨国公司供应链重构的重要因素。随着电子产品供应链往东南亚、西亚布局，下一波将是机电产品的转移。轻纺、电子消费品和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据我国货物出口额超过八成，目前其供应链完备，但国际竞争压力将通过外需转移而将对其产生冲击。

　　（三）美政府推动组建供应链联盟，将从供给端增大我进口密集型产供链的断链风险。我国进口依赖型产业有两种类型，一是为出口而进口，如出口导向的机电、电子产品等需进口关键零部件，汽车和发电设备等需进口高端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等，新能源电池需大量进口镍、钴等矿产资源；二是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进口，如医疗器械、石油矿物、软件等。美国政府当前正极力全面扩张供应链联盟。同时，虽然全美零售商联合会等呼吁政府降低或取消对华关税，但2021年美国纺织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半导体行业协会和农场局联合会等纷纷签署联名信，要求政府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美国政府和商界的力量交互作用，将助推其“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发展，增大我国一些关键品进口的不稳定性，动摇我国世界生产基地和出口中心的地位。

　　（四）科技战可能增加我战略性产业产供链被围堵的风险。凭借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技术优势、广阔应用场景和大数据优势，目前我国数字技术和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但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和市场方向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密集出台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芯片与科学法》等法案，加大投资支持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先进通信技术、半导体等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和标准开发；同时力图建立民主科技联盟，以设置关键技术“小院子、高围栏”，并施压贸易伙伴国一起设置市场壁垒。受其影响澳新英日等国纷纷将华为、中兴等企业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和5G网络建设与服务招标名单；2022年11月，英国下令中国闻泰科技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出售威尔士一家晶圆厂至少86%的股份。这些举措将阻碍我国科研人员和企业进行国际交流合作，削弱我国应用层面技术优势，围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供链的发展。

　　二、破解我国产供链重大安全风险的中短期策略

　　在当前的国际竞争困局下，破解我国产供链重大安全风险当然需要从长计议，主要是应该完善机制以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扬长补短”以提升中国企业在产供链中的抗衡力。在中短期内，则要根据这些安全风险的影响大小和解决难度，提前布局应对。

　　（一）短期目标：守住民生安全底线，稳住国际关联

　　1.提高产供链治理水平，守住民生安全底线。我国已形成28纳米芯片及以上较为完备的研发和生产制造体系，可保障工业、医疗、交通等领域的安全底线。短期风险主要来自粮食、能源、特殊材料和医疗器械的进口，以及一旦出现供应链冲击、中断，如何快速响应、协调和复产。为此要尽快建立国家重点供应链数据库，定期排查粮食、能源、公共卫生等民生领域供应链安全隐患；借鉴美国办法，成立由能源、交通和农业三部门部长共同领导的“供应链中断协调组”，致力于为解决民生领域供应链动荡和供需失衡提供“全政府”“全社会”的响应。在微观层面上，要鼓励关键领域重点企业推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业务连续性研究所（TheBusinessContinuityInstitute）《2021年供应链弹性报告》调查发现，2019年22.6%机构应用技术来管理供应链，2020年该指标上升到40.5%。典型的如丰田，开发了覆盖10级供应商库存数据的“营救”供应链信息系统，供应链受损的反馈时间，从2011年的21天下降至目前的0.5天。

　　2.警惕国际订单转移对我出口导向型产供链的冲击。近期我们课题组调研了福建晋江制鞋服帽企业，约七成企业反映订单只能生产到年底。近期苹果公司因富士康关闭了郑州的主要工厂，发出销售将低于预期的提醒，引发了对中国供应链依赖变成一种负担的舆论。在电话访谈中，一家洛杉矶高端家具企业华人董事长说，近两年国内代工企业多次无法正常出货，其订单在逐渐往印尼转移，其想尽量把订单留给国内企业，但来自其他高层的压力在增大。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组织调研了解不同出口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切实减少疫情等短期因素对生产和供货的影响，否则会出现供应链不可逆转地外迁。

　　3.以更大范围的开放，稳住国际合作关系。目前全球疫情接近尾声，各国将重构供应链，我国应尽快恢复与美欧日国家之间的理性对话与交流，向世界展现持续推进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决心。2022年美国政府与荷日韩以英等国政府在内的盟友进行了数月讨论，试图说服它们与美国一道对我国发布限制措施，其中一些国家的政府对切断与中国的重要商业活动一直犹豫不决。当前欧洲国家正面临能源困境和提振经济的压力。我国要抓住该契机，在更大范围内开放市场，以吸引外资企业进驻，鼓励企业走出去，并积极开拓能源、矿产资源的合作机会，提升供应渠道的安全性。

　　（二）中期目标：提升参与全球产供链的竞争优势

　　1.以更高层次的开放，培育出口导向型产供链新优势。2010年以来，越南就已超过我国，成为耐克制鞋供应链的最大产地，但至今我国仍是耐克第三大制鞋产地，产量约占22%。最近一年以来，我国企业多次供货受影响，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完善的供应链的竞争优势。我国应以市场、社会稳定的制度优势，增大供应链留在我国的粘性；鼓励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国际贸易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为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市场创造新优势。此外，东道国交易成本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决策中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国亟需切实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2.加大对内开放，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国需要培育有竞争实力的民营企业，挤进跨国公司供应链，以承担我国与前沿科技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纽带和桥梁。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不但招才引才难、融资难、税费工伤保险负担重，而且在国内供应链中生存空间受到极限挤压。如某汽车生产企业，要求供应商每年降价10%作为一个考核指标；不少民营企业反映，它们被发包商变相拖欠款项，有的被要求30%的款项要商票支付且延期。为此亟须下定决心加大改革力度，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提升民营企业在国内供应链中的地位，从而增强其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竞争实力。（执笔人：陈爱贞，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