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8月13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强调创新消费场景，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经济循环，释放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这无疑具有系统性的消费制度改进逻辑，抓住了新形势、新阶段促民生促消费的‘牛鼻子’。”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修志接受本网专访表示，坚持促消费的民生导向，除考量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性支撑能力外，还必须看到其长期面临的制度束缚和制度缺位，由此而导致的制度成本加剧了民众消费负担，抑制了消费品质升级。

　　以汽车消费为例，部分地区、部分城市实施的小型乘用车限购、限牌、限行措施，事实上推高了购车用车成本，抑制了居民购车意愿。部分地区和城市对皮卡、房车等车型的限行限停措施，也增加了制度性成本，挫伤了居民购车积极性。此外，与车辆购置、保有、交易等相关的税费和金融服务费等，也因为制度原因而被推高。从事货运、客运业务的车辆购置和运营，则面临不合理的管理费、罚款等制度性成本困扰。不合理的机动车年检制度，更是几乎被车主们普遍诟病。矛盾的另一面，则是机动车消费中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不健全，消费者与厂家、经销商、保险公司、银行以及车检机构、交管部门之间纠纷不断，系统性地增加了机动车消费成本。在住房消费领域，围绕着住房保障、土地财政、住房贷款、住房交易以及商品房质量监控、开发商资金监管、物业服务、权证办理等诸多环节的制度矛盾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加剧了民众住房消费的系统性成本。

　　制度性成本在近年来日益火爆的文旅消费领域也普遍存在。一方面，文旅消费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经营者责任约束制度供给显著滞后于文旅消费发展，导致文旅消费纠纷不断；另一方面，节假日制度安排不合理，带薪休假制度难落实，导致亿万民众不得不短时集中出游，交通矛盾、住宿矛盾、景区景点拥堵矛盾、公共安全维护矛盾等集中凸显，加剧了消费者显性和隐性消费负担，消费品质更是难以保障。

　　“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完善住房保障基础性制度”“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持续深化改革，加快清理制约消费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有序破除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和隐性壁垒”，就这些表述看，国家发展改革委此次发布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无疑具有系统性的消费制度改进逻辑，抓住了新形势、新阶段促民生促消费的“牛鼻子”。汽车消费、住房消费、文旅消费，既是民生消费的基本盘，也是制度性消费成本的焦点区，更是制度改进的主阵地。行胜于言，接下来，关键还是要看推进民生消费领域改革的效率和勇气。（王镜榕 周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