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的学术版围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进行阐述。

　　——编者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学苑论衡）

　　何星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源自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主张革故鼎新。《周易》中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语，都饱含着创新精神。公元554年成书的《魏书》首现“创新”一词，书中记载“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几千年来，创新精神活跃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体现在中华文明各个方面。中华文明在应对内外环境变化中不断变革，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因而能够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以创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我国古代物质文明成就所体现出的创新性

　　包括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生产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物质文明，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资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形成自己的范式，其后经历了南北朝、北宋和晚明三次高峰期。

　　秦汉时期，中国完成了诸如纸、指南车、记里鼓车、手摇纺车、织布机、水碓、龙骨水车、风扇车、独轮车、钻井机、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形成了算学、天学、舆地学、农学和医学五大学科范式。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至3.1415927之间，这一精度保持近千年之久；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农学体系的成熟。北宋时期，毕昇在雕版印刷全盛的时代发明胶泥活字，开活字版印刷时代之先河；曾公亮等人编著的《武经总要》记载了火药配方和包括火箭在内的各种火器，以及用于航海的水罗盘指南鱼的制造方法；沈括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和工程技术诸多领域都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并作为全才型科学家而享誉世界。晚明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提出了接近现代的本草学自然分类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简要而系统地记述了明代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成就，其中包括许多世界首创的技术发明。

　　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些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成就，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充分证明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性。

　　我国古代制度文明成就所体现出的创新性

　　制度文明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有效管理社会的规范体系成果，主要功能在于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需求、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等，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治理体系等。我国制度建设源远流长。《周易》中就记有“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大意就是以典章制度为节制，就不会伤财害民。我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也创造了世界领先的制度文明。

　　比如，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历经多次变革。周朝实行分封制。秦朝统一中国后，除都城设内史管辖外，在地方上采用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36个郡（后增为40多个郡），郡下设县。汉承秦制，早期实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制度，武帝以后直到东汉末期基本上采用郡县制。东汉末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郡、县两级之上设州一级地方政权建制，形成州—郡—县的三级行政区划制度。元代确立行省制度，行省成为州、府之上的地方行政区。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古代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治理智慧。我国古代制度文明和治理智慧，可以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又如，我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夏、商、周的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比如，秦国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商鞅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改法为律，制定《秦律》。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将秦国的法律推行至全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隋唐时期是中国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朝编定《唐律疏议》30卷，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成为中华法系的典范。不仅如此，《唐律疏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还超越国界，成为不少国家学习的范本。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华法系，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

　　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改革创新发展的，而且在持续推陈出新中维系着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连贯性与整体性。

　　我国古代精神文明成就所体现出的创新性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是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包括伦理道德、思想理念、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成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理念、价值和道德规范。比如，孔子最早提出“仁”“礼”“义”三个范畴，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义礼智”四个范畴，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信”，发展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此后，“五常”一语频频出现在史籍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如，宋代在综合先秦儒家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道德标准，为中华文明注入深厚的伦理责任和家国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学术发展阶段，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形成了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诸多思想元素。这些哲学思想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起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此后，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青铜器、陶瓷、丝绸、刺绣、漆器、玉器、珐琅、金银制品和各种雕塑工艺品等，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工艺品浸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展现了中华审美风范。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充分反映了中国工艺美术的高度发展及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精神文明不断发展变化、不断融合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国古代精神文明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回望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丰富发展，都是发扬创新精神取得的成果。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新征程上更有效地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我们一定能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学术随笔）

　　杨共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在人类历史上，旧大陆、大河流域的几大原生文明，大多因为不能抵御外部力量的冲击而衰亡，唯有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始终延绵不绝、历久弥新。哲学家冯友兰曾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出自《诗经》，它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突出特性。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创新精神来源于中华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中国古代志士仁人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让中华民族一次次走出困境，化忧为机、化危为安。先贤们倡导的“自强不息”“与时俱进”“革故鼎新”以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都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也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实践中升华而成的重要结论。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大国管理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理念及其伟大实践，这是中华民族创新性成就的重要体现。从“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推行到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等，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进取精神的反映与结晶。中华民族由各民族交融汇聚而成，中华文明因各民族敢于创造而兴旺发达、延绵持久。18世纪以后，西方部分学者常常根据片面资料，把中华文明描写成墨守成规、静止不变的文明。历史表明，他们根本没有读懂中国社会、没有看清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中华文明具有顽强的自我更新、新陈代谢能力，坚守但并不保守。守旧、复古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性，连续发展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未曾中断，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创新成果的充分体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世界文明史上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种品格在中国人民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展现。中国的贫困规模之大、贫困分布之广、贫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见，贫困治理难度超乎想象。为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双手，付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汗水，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面对贫中之贫、坚中之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如果没有不惧新挑战的无畏品格、敢于迎难而上的创新意识和勇担责任的创新实践，要完成人类历史上如此伟大的事业显然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既体现在昨天的方方面面，更体现在今天的各行各业。中华民族因创新而兴，因创新而强。正是因为有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中华文明才能饱受磨难而不垮，历尽浩劫而不倒。当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这是历史的规律。我们党坚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一定能够推动中华文明走向新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内在品质

　　王学斌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始终一脉相承、充满生机活力，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这得益于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进取精神源自于中国人的宇宙观。在数千年的文明延续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一套注重连续、变化、关联、系统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万物彼此依存、相互联系，并始终把宇宙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周易》中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的先人认为，变化是存在的基本形式，存在就是流动和变革。只有适时而变、与时偕行，在调整和变化中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才能不断前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就是说在“大化流行”的寰宇内，生生不息、变化不止，充满了创新创造的活力，必定会孕育出新的事物。

　　进取精神得益于中国传统的“致中和”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既然天地万物都在日新月异、新陈代谢，身处其中的人自然应当积极有为、不断进取。《周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荀子》中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等，都强调人作为世界构成的一部分，是极其重要的主体，在文明延续更新中具有主体性地位。在文明创新发展中发挥人的主体性，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这就是《中庸》提出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告诉人们，万事万物都处在相互矛盾又彼此统一的复杂状态，要坚持系统性、整体性、立体性的思维方式，把握其内在规律即“执中”，“执中”的同时还要“守和”，在承认万物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关系，从而经过一次次的因革损益，让新生事物孕育生成。

　　进取精神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创新创造不是否定历史、推倒重来，而是在尊重传统前提下的自我更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和连续性是融为一体的。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等等，一直延续不断、世代传承，并与当代实际有机结合，焕发出新的生机。正是因为在传承中创新，中华文明才得以绵延5000多年，不断固本培元、与时俱进，形成包罗万象、胸怀天下的恢弘格局。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推进“两个结合”，不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以无畏品格推动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

　　夏文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具有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这种无畏品格来自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等神话所展示的创新勇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表达的创新追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体现的创新使命等，激励着中华民族以创新迎接挑战、应对困局和破解难题。这种无畏品格来自中华民族的创新思维。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革故鼎新、温故知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充满辩证意蕴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智慧，为化危为机、危中寻机提供了智力支撑。这种无畏品格来自中华民族的创新文化。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形成了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为核心要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为中华民族在磨难中成长壮大提供了精神动力。正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民族以这种无畏品格，创造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辉煌成就。在物质层面，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比如，陶器、青铜器、铁器等的生产发明，体现着中华民族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勇气；耒耜、石犁、青铜犁、铁犁、直辕犁、曲辕犁的耕具更替，见证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提高；都江堰、坎儿井等伟大工程，是中华民族不屈服于恶劣自然条件的生动写照；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古代科技，书写着中华民族在科技发明方面的历史传奇。在制度层面，中华民族积累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逐步形成了包括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广泛汲取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新思想新理念，形成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一系列绚烂文明成果，包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尊时守位、知常达变的东方智慧，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等等，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准则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积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大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着眼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坚持开放包容，积极推进国际人文学术交流，拓展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民日报》（2023年07月24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