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通过科技围堵、滥用制裁、金融遏制、贸易争端等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面对美对华经济战略不断升级和演变，我国应聚焦其中长期、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战略实行积极防御，力争更快地积累实力破解美国的遏制。在美国以实力地位与中国进行对抗性博弈失败的情况下，继续推进中美两国之间各种可能的合作。

　　美对华金融遏制或许已经开启，美元美债国际大循环受阻后更是加大了打压力度

　　当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围绕货币的金融无序竞争，中国已经被裹挟其中。美国债务经济模式难以持续，面临无处对冲的风险，从流动性泛滥的货币政策“急转弯”为流动性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造成了重大冲击。美国对华金融遏制或许已经开启，金融制裁、中概股退市、人民币贬值、资本流出、股市动荡、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受到挑战，这些绝非偶然现象。

　　第一，美国财政货币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由于美元美债国际大循环受阻，美国转嫁危机的难度加大，美联储货币政策不得不“急转弯”。2022年以来已经加息7次，4次暴力加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罕见的75个基点。2022年8月26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出，美国的货币政策要为美国遏制通胀服务，目标是将美国的通胀率降到2%以下。目前美元加息已经达到425个基点，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达到4.5%，如果将通胀率恢复到2%的目标，美元利率至少达到5.5%～6.5%。市场普遍预测，美联储降息周期的起始点可能要等到2024年，2023年底以前美国均将处于高利率周期中。目前全球有70多个国家跟随美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欧央行两次加息各75个点，创下了历史记录。

　　此轮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或重大冲击。美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来，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已有90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对美元贬值，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货币贬值超过10%。即便是发达经济体，如英国、欧盟、日本等，也出现本币对美元的严重贬值。到2022年9月底，一些国家的货币贬值程度创造了历史之最：土耳其里拉，贬值95%；印度卢比，贬值91%；英镑，贬值51%；瑞典克朗，贬值49%；日元，贬值48%；欧元，贬值40%；马来西亚吉特，贬值36%；韩元，贬值30%；泰铢，贬值25%；在岸人民币，贬值16%。与其形成鲜明对比，2022年美元强势升值了62%。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狂飙至4%；中美利差持续扩大。在美国通胀－加息－衰退的螺旋负反馈作用下，全球资本竞相回流美国。

　　美联储2022年6月启动量化紧缩（QT）以来，截至8月中旬，资产负债表规模为8.879万亿美元，从9月开始，美联储每月缩减6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300亿美元的抵押支持证券（MBS），累计高达每月950亿美元。2021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为58.81%，为1995年以来新低。我国美债的最高持有量为1.3万亿美元左右，到目前我国持有的美债数量只有8700亿美元，已经累计抛售超过4470亿美债，中国从第一美债持有国降为了第二。2022年日本也累计抛售2400亿美债，因为美元指数不断变化，日本货币不断贬值，未来会继续抛售美债从而来稳定自己的货币。英国新发行的国债利率也会大幅提升，大量英镑随着债券市场的迅速膨胀一起消失，英国财政赤字大幅增加，英镑更加迅速地贬值。2022年4月12日，斯里兰卡宣布暂停偿还一切外债濒临破产；秘鲁和巴西爆发了大规模集会示威，陷入内部动荡，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在当前的全球货币体系中，美元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各国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结构来看，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美元币种的占比仍然接近60%，欧元19.8%，日元5.2%，英镑4.9%，人民币2.88%。从全球支付结算使用的货币币种来看，国际权威金融机构去年的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12月世界各国的货币支付占比，美元占比41.89%，欧元占比36.30%，英镑占比6.08%，日元占比2.88%，人民币占比2.15%。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化以及美元流动性的宽松和收紧，会对全球包括中国的资产价格、汇率甚至货币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美元处于宽松周期时，美元带头形成流动性泛滥，对世界其他货币产生升值压力，货币政策跟随美元实施宽松取向；在美元处于紧缩周期时，美元流动性从全球回流，其他货币有贬值压力，货币政策被迫收紧，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资金短缺，甚至出现“美元荒”。人民币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然而总体来看，无论是在贸易结算货币中，还是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都还很小，远未达到人民币在IMF的货币篮子中所占的比重。当经济周期和美国经济周期出现不一致时，我国就存在输入性的金融风险。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债务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都和美元流动性的变化有着较大的关系。

　　第二，美国债务经济模式难以持续，面临无处对冲的风险。美国财政部自2020年以来不止一次暗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或考虑发行100年期美国国债。而按这一预计发行的期限来看，除了全球的多国央行具备这一购买力，普通买家都将望而却步。但美联储的缩表状况正在降低美债的国际信用。2023年1月，美国政府债务规模达到了法定限额31.4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制定相关举措以允许联邦政府在2023年6月左右支付账单。在此之前，立法者必须同意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以便政府承担新的债务并履行责任。耶伦在1月24日致国会两党领袖的信中表示，如果美国国会未及时提高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将出现债务违约，届时将可能导致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可能“造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1月29日，耶伦再次表示如果立法者不能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将面临灾难性的债务危机，并将面对螺旋式的经济衰退。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声称，将这一巨额债务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个家庭负债约23.6万美元，每人负债约9.3万美元。美国经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繁荣靠巨额债务堆积而成，当美国国债不再受青睐时，美国债务危机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大，美联储货币政策也因此或将成为诱发美国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过去几十年，华盛顿政客多次选择减税或推动政府支出计划，而不考虑美国未来，特朗普执政时放大了这一政策，拜登政府又将这一政策作为救命稻草。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在汉密尔顿时期，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为0.75亿美元，大概相当于GDP的3.6%，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不到20美元。然而，随着美国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半导体芯片等投资计划、削减通胀计划等的部署和实施，美国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有资料显示，美国国会1917年首次设立债务上限制度，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已修改债务上限98次，其中大部分是上调。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多次出现逼近甚至达到债务上限的情况。迫于债务规模上涨的压力，到2022年12月5日，美国国会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调高2.5万亿美元至约31.4万亿美元，已经超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警示，长期来看，不断上升的高额债务将会增加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拖累经济增长。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偿债能力失去信心的风险将上升，美国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增加。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

　　第三，各国包括中国正在大幅减持美国国债。全球疫情暴发后，全球市场经济的活跃度降低，美国债台高筑、通胀高企、失业率高位，遂再次用起向全球转嫁危机的“老招式”。根据数据显示，美国自疫情暴发之初便开始了疯狂印钞，截至2021年底，美国印钞总额高达10万亿美元。美国金融网站零对冲分析认为，随着全球地缘经济风险加剧，美国债务存在违约的可能性加大，一些主要买家或将提前抛空美债。根据美国财政部2022年8月15日公布的最新一期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美债第三大持有国英国于2022年6月抛售了191亿美元的美债。俄罗斯已经基本清空了美元外汇储备，伊朗在本国的外汇储备和法定货币发行上彻底弃锚美元，下一步锚定货币将转向人民币，正在准备以石油和黄金资源为抵押物发行伊朗主权加密数字货币，从而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彻底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在2021年第四季度也因本国货币和经济体系在美国的封锁之下而完全崩坏，宣布举国使用石油币（Petro）用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石油交易和结算。西非大国尼日利亚在2021年第四季度宣布，推出本国官方数字货币e奈拉（eNaira）作为尼日利亚法定货币奈拉的补充。

　　一直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国债的最大购买者是美国机构投资者、美国银行和美国个人投资者，约占美国国债发行量的60%。目前，30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基本约为4.5%，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约为4%。当其他国家抛售美国国债时，美联储将成为最大的买家，日本、中国、法国等国家亦逢低买入美国国债。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845亿美元，较2022年末上升568亿美元，升幅为1.82%。中国仍为美债第二大持有者。然而，全球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开始抛售美债，美国国家信用正在急剧下降。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两年内沙特抛售的美国国债额度接近700亿美元，占比接近40%。阿联酋在2021年内把此前持仓超过600亿美元的美债降到了350亿美元左右，抛售的幅度也超过了40%。而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就基本清空了美国国债。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信用水平的提高，人民币得到了更多国家的认同与使用。中东最大的工业国伊朗宣布，在外汇领域正式用人民币替代美元，将人民币列为该国的主要外汇货币，伊朗的新货币土曼锚定人民币汇率。

　　第四，美国对中概股企业持续遏制打压。根据中信建投统计，截至2022年7月29日，境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共1594家，总市值达46.7万亿元，占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市值的34.55%。其中，截至2021年底，在美国市场的中概股共有380家，其中美股中概股为281家。根据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的数据，截至2022年3月，有261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总市值约为1.3万亿美元。香港与美国为中国企业上市首选地，中概股企业数量分别为1216家和281家，市值分别为35.6万亿元和8.8万亿元，占全球中概股总市值比例分别为76%和19%。此外，约193家境外上市中国企业选择双重上市，总市值达31.0万亿元。2022年3月1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告，依据《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将百济神州、百胜中国、再鼎医药、盛美半导体以及和黄医药5家公司列入“预摘牌名单”。随后，该机构已先后将包括百度、京东、哔哩哔哩、拼多多在内的159家中概股企业列入“预摘牌名单”。

　　实际上，中概股企业正在不断退出美国市场。据《国际金融报》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2年，158家退市中概股（其中不包括SPAC）中有35家（22％）企业被摘牌强制退市，79家（50％）企业选择了私有化退市，还有17家（10％）企业宣告主动退市。2021年，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生效后，禁止了连续三年不接受美国审计监督机构检查的公司的证券交易。目前，已经有70%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返回香港作第一或第二上市，还有一部分选择在新加坡上市。考虑市场流动性及当地投资者组合，香港目前仍然是中概股回归的首选地，尤其是大型企业。2022年3月25日，沪深交易所联合发布《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支持200亿人民币以上市值的中概股回A股上市，允许企业在保留红筹架构的情况下回科创板上市。如果中美两国的证券管理机构不能达成共识或者协议，281家中概股将集体退市，美国纽约作为一个没有中国企业的全球金融中心也将受到重创。

　　第五，美国利用SWIFT体系打击竞争对手。乌克兰危机后，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队伍，否则将对中国实施严厉的制裁，其中金融制裁的终极手段，可预测的一个场景是将中国排除出SWIFT体系。SWIFT本质上是一个金融信息交换系统，资金划拨是由其背后的清算银行完成的。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通过SWIFT强化了对涉恐组织金融交易和资金融通等的信息把控，全球银行业的共同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工具，SWIFT的全球主导地位使其逐渐沦为美国行使金融霸权、进行“长臂管辖”的重要“武器”。2022年2月26日，美国与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这被视为西方对俄最严厉的金融制裁之一。因为一旦切断某个金融机构与SWIFT系统的联系，该机构的跨境业务成本将大幅上升，甚至难以进行。

　　事实上，这并非美国第一次通过SWIFT对别国进行金融制裁。2012年和2018年，伊朗两度被排除出SWIFT系统。美国不但限制伊朗使用美元，还间接剥夺了其参与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贸易的权利，从而重创了伊朗的经济。这两次制裁均导致伊朗原油出口大幅下降，引发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美国冻结俄罗斯7家银行发行的50万张银行卡，多次威胁将俄罗斯排除出SWIFT系统，随后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据《经济学人》统计，2021年有140万亿美元的转账汇款通过SWIFT系统进行，占全球汇款总额的90%，平均每天完成4200万笔交易。以全球支付金额统计，2022年11月份，美元的国际支付份额为41.38%，尽管保住了全球第一大支付货币地位，但占比较上个月的42.05%下跌了0.67个百分点。欧元全球支付占比从10月份的34.43%升到了36.12%，提高了1.69个百分点，是全球第二大支付货币。占据全球支付市场份额第三、第四位的是英镑和日元，占比分别为7.09%、2.54%，人民币位列全球第五大最活跃货币，支付份额从10月份的2.13%升至2.37%，环比提高0.24个百分点。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虽然人民币绝对值很小，但与2022年10月相比，人民币支付金额总体增加了15.64%。SWIFT公布，2022年7月，在使用离岸人民币支付的中国大陆以外前十五大经济体排名中，俄罗斯名列第三位，仅次于传统的主要离岸人民币支付中心中国香港和英国，中国香港和英国离岸人民币支付额分别占总额的70.93%和6.35%。排在俄罗斯之后第四位的新加坡占3.77%，第五位的美国占2.98%，从第六位占比1.82%的法国开始，占比都不足2%。SWIFT的月度报告数据显示，俄罗斯在人民币主要国际支付市场的排名中迅速跃升。2022年7月，俄罗斯的银行和企业使用人民币支付额占当月离岸人民币国际支付总额的3.90%，几乎是前一个月占比1.42%的3倍，而在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对俄制裁的2022年2月，这一占比还约为0。

　　第六，对美联储的全球性觉醒。《联储局的秘密》（SecretsofFederalReserve）一书清楚记录了每个联储银行的股份构成。例如，作为联储局系统的实际控制者，负责执行联储局影响利率的金融交易、贷款给银行，以及偶尔推高或压低美元汇价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其股东由商业银行占大多数，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等股东，共计拥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53%的股份。其他11间分布各州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份，商业银行也同样占了大多数。

　　早在19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众多银行和信托公司被挤提，引发大恐慌。为了力挽狂澜，JP摩根（JohnPierpontMorgan,JP摩根银行的老板）曾在他的私人书房紧急召集纽约主要的银行家开会，说服他们协助纽约深陷财困泥沼的银行，以满足全部的提款要求。为了防止历史重演，1913年，美国参议院以43票赞同、25票反对通过《联邦储备法》，时任总统威尔逊（WoodrowWilson）随即签字生效，联储局正式成立，旗下有分布美国各州的12间联邦储备银行。

　　联储局纽约银行最初注册资本金为1.43亿美元，但上述银行到底有无支付这些资金至今仍是一个谜。不少研究联储局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银行并未支付现金，而是用支票支付，联储局的运作其实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美国宪法规定不准成立中央银行，美国联储局负责履行美国的中央银行职责。虽然这个机构由美国政府批准成立，看起来和其他政府机构无异。但到底谁是联储局的股东，到底谁实际控制联储局？一直都是“不能说的秘密”，联储局自己经常也是支吾其词。不少美国人清楚联储局上述内幕，譬如当年签字通过《联邦储备法》的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去世之前发现自己上了银行家的当，他说：“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美国的国家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入最糟糕的统治之下，这是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威尔逊所说的少数人，就是通过联储局控制了货币发行，进而控制美国经济甚至政治的大财团。

　　美国的货币政策由联储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全权负责，外界一般认为FOMC有19位成员，但实际上只有12名成员有表决权，包括7位联储局理事及纽约储备银行总裁，余下4位则由另外11名储备银行总裁每年轮任。商业银行之所以操纵美国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系统，是因为商业银行的背后都隐藏着大财团的身影。近几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元美债与美国财政部的关系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美联储作为美国央行的私人性质的面纱早被揭开，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觉醒。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美国发动“金融战”的准备。一是充分认识美国采取的金融遏制手段是全球性的，以美元霸权为基础，以美元、美债、美元石油、美元黄金、美元大宗商品的国际大循环为舞台，以美国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经济实力、舆论制导能力为支撑，在一波又一波的潮汐中收割世界财富。全球各国苦美元久矣，美元现在的霸权地位又是由各国选择使用和储备美元带来的必然结果，只要唤起全世界的共同认知，在某个历史节点上美元的衰败将是必然趋势。二是尽最大努力与美国证券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保证中国企业在美上市的合法权益。2022年8月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当日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中美合作协议针对中概股跨境审计监管合作机制作出了具体安排，涉及合作范围、合作形式、信息使用、特定数据保护等重要事项，为后续双方对等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我们要利用好这一基础，启动中美证券管理机构合作协议，同时推进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性框架，结束两国之间就中概股审计问题的漫长纠纷，有助于缓释中概股自美退市的风险、稳定市场预期。三是继续利用好美国资本市场。从当前看，美国资本市场仍是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风向标，中国企业在美上市仍是我们当前应坚持的市场选择，也是对冲美国对华金融遏制的重要筹码。2019年5月，中芯国际宣布从美股退市。2020年7月16日，中芯国际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成为红筹公司回归A股的重要案例。8月12日下午，中国人寿、中国铝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公司5家上市公司同步将美国存托股份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有进有退、进退自如，为中国企业争取在美金融市场的合法权益。四是规避美国使用极端金融制裁手段，即将中国排除SWIFT系统，并确保在美资产安全。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不仅用金融制裁将俄罗斯排除SWIFT系统，还扣押了俄罗斯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用美元货币价值和剥夺其他国家货币价值来体现霸权国家地位和能力。对此，中国必须做好预案。四是利用好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优势对冲美国制造的金融风险。现在的美国，产业和实体经济已严重空心化，对美元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依赖程度非常强，而美国人印制的美元必须由全世界买单，美国控制流动性释放和收缩，另其看到了不劳而获的捷径。但是美国市场60%以上的商品需要依赖进口，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连年上升，这是我们在关键时刻可以反制美国金融遏制的底气和实力。六是谨慎运行中国在美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从国家战略利益看，中国应继续持有部分美债，全部抛售美债之后只能变成美元，如果买不到想要的东西，会增加持有美元的成本，包括投资的机会成本。为了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中国持有一定数量的美元是必须的，从短期看，只要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占比具有绝对优势，美元美债的收益就高于其他国家的主要货币。但如果持有的数量太多风险也将增大，特别是一旦出现两国关系极度恶化，我们持有的美国国债可能会遭受损失。

　　总之，美国对中国的金融遏制可能还只是序幕，目前中国总体看是被卷入者，但是美国有了用金融制裁其他国家的示范，同时从发起中概股退市的博弈中得到重要启示，即中美关系高度关联、相互嵌套的情况下，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用金融武器收割中国财富的机遇。我们必须从长计议，提高人民币的流动性和全球认知度，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大循环，主要目标是达到IMF的货币篮子中人民币应该占有的比重，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并得到普遍应用，才能真正有与之抗衡的实力。

　　中美贸易争端仍在继续，但其方式发生了一些重要调整

　　第一，第一阶段贸易谈判成果仍然是美国手里的一张牌。是否取消关税是拜登必须面对的选择，而拜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仍然把中美第一阶段贸易谈判成果作为打压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内部有严重的分歧和争议：贸易代表强调关税是贸易谈判的筹码工具，可以保护美国利益，因此不主张取消；而以财政部长为代表的政客则认为，关税严重损害了美国经济，伤害了美国消费者，应该取消关税以缓解通胀压力。而拜登却想把对华高关税当成筹码，甚至将取消关税当成对中国的“恩赐”，想以此作为中美关系交换的条件。白宫“放风”拜登对关税可能有新想法：要么搁置这一“争议”，要么部分取消或在新的领域里加征关税。即取消一些关税，但对可能征收额外关税的领域发起新的“301条款”调查，这就意味着新的贸易摩擦的开始，对接下来可能进行的经贸磋商与谈判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2022年2月8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发布一份统计报告，提出如果免除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可以使美国通胀率降低1.3个百分点。特朗普执政时期错估了中美之间的供需关系，美国要求中国多采购2000亿美元的商品，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受市场内供应链断裂和港口运能低下的负面影响，根本无法向中国卖出这么多商品。疫情影响下，中国也很难从美国购买这么多的货物。例如，有关数据统计，中国只完成了协议中原油采购量的34%，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中方，美国能源企业在疫情中大量破产倒闭，直接导致了美方无法发挥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提供产品。

　　第二，欧洲制造业加快向美国转移，带动了欧洲的贸易转移。美国正在寻求将全球制造业能力转移到美国的机会。乌克兰危机导致能源危机、电力短缺、成本激增，加快了制造业从德国等欧洲国家向美国的转移，导致了贸易进口的替代与转移。《华尔街日报》以《高企的天然气价格正让欧洲制造业流向美国》为题报道称，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和难解的供应链问题正在威胁欧洲企业，而美国的补贴政策正迫使欧洲企业迁往美国。2022年10月，欧盟的年通胀率已经达到10.7%，是1997年欧元统计数据编制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第二季度（4月至6月），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破产的公司数量达到5629家。目前从欧洲转移的制造业产能2／3左右转移到了美国，国际贸易也随之转移到了美国，这间接增加了美国对华出口禁止的名单和商品。

　　第三，美国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削减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从全球贸易的市场份额来看，中国所占的份额不断提升，到2022年中国保持了10年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然而从美国的进口市场份额来看，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占美国进口的市场份额从2017年的22%左右，降到2021年的18%左右，东盟国家则从7.2%提高到10%，中国降低的将近4个百分点中，有3个百分点已经转移到东盟国家。2019年1月，中国出口彩电占美国进口彩电60%的份额，墨西哥只占了30%。2022年2月，墨西哥占据美国进口彩电最大份额，中国则降低至20%以内。中国出口美国的彩电需征收11.4%关税，根据《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彩电出口到美国关税为0。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很多全球性企业改道墨西哥建厂制造，在为美国供货同时兼顾中美和南美的市场。

　　第四，争取利润最大化。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从2017年的26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69.4亿美元。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为1250亿美元，其中，需要出口许可证的不到0.5%，在这些需要许可证的出口中，美国商务部批准了94%的对华技术出口申请。早在2020年，美国就对从中国进口的九类防疫物资免征关税。

　　第五，把“美台贸易”作为“台湾牌”的重要内容。2022年8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布，正式启动“美台21世纪经贸倡议”谈判程序。美国计划了11项贸易谈判领域，包括贸易便捷化、良好法规实务、反贪腐、中小企业、农业、标准、数位贸易、劳工、环境、国有企业以及非市场政策与实务等，寻求能达成高标准承诺及有意义成果的“志向远大”计划。如果台湾在经济上投入美国的怀抱，大陆在贸易上采取断然措施将使台湾遭受毁灭性打击。

　　大陆是台湾投资收益最高的来源地之一。2021年，台湾上市公司在大陆累计投资金额占其海外投资总量的35%，台湾上市公司对大陆投资收益占其海外投资收益的44%，台湾上市公司在大陆投资收益率高达23%。台湾依赖对大陆直接投资来获得收益并增加居民财富。2021年台湾人均收入为3.3万美元，对外投资收益是台湾海外资产增加的主要来源。2021年台湾上市公司从对大陆投资收益汇回约14亿美元，2012年至2021年累计汇回投资收益约197亿美元。实际上，大陆与台湾之间在直接投资方面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2021年台资在大陆投资流量9.4亿美元，累计投资项目共计123781个，实际投资存量713.4亿美元。

　　中国已经积累了博弈的能力和实力，下一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力。特朗普发起的对中国贸易战已经彻底失败，拜登政府不论以什么方式发动贸易战也必将失败。失去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美国企业就无法做到最大程度上的逐利，甚至有可能是亏本甚至转向溃败。破坏自由竞争，则是直接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这是美国资本家们不愿意面对的局面。即使形成所谓美国两党共识，美国目前的经贸政策仍在严重破坏和肢解经济全球化，拜登想借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体系，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经济体与之合作恐无法实现。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货物贸易大国的优势。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占到全球的30%左右，并且具有全球最完整的配套体系，这是中国货物贸易成为全球最强国家的底层逻辑。中国已经是134个经济体的第一贸易伙伴，是60多个经济体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的市场，并且正在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必须利用好中国这种独特的贸易地位，形成新的优势。

　　三是充分发挥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中国的贸易逆势上扬，也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3年来，全球直接投资锐减近40%，而中国却逆势增长，2020年、2021年、2022年分别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630亿、1790亿美元和1891.3亿美元，不仅大大超过2019年的1412亿美元，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仅2021年一年，超过改革开放前20年总和还多30%，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累计达3.18万亿美元，成为美国之外最大的一个美元现金池。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326.8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3%，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制造业外资流入较快。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2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高达46.1%。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8.3%，占全国比重为36.1%，较2021年提升7.1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实际使用外资额增长最快，达56.8%。2022年，欧盟对华投资额同比大增92.2%，其中德国对华投资增长52.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东盟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7.2%和8.2%。

　　四是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继续推动各类开发区、新区、综合改革实验区、保税港区、特别关税区、现代物流园区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国际最高水平的营销环境和规则标准。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独特作用，打造上海浦东新区、深圳改革开放先行区等战略高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日益成为中国贸易和投资重地的基础上，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带动更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形成贸易与投资的热土与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五是继续发展与美国等双边贸易，深度绑定两国经济联系。美国商务部2023年2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和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690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统计，美国全部50个州均对华出口商品和服务，这使近百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受益，对华出口大豆、玉米、高粱、牛肉、猪肉的州受益明显。2023年1月26日，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表示，美国政府推行对华全面对抗政策是将本国企业置于劣势地位。数据显示，美投资者如果对中国市场强行脱钩，每年将损失250亿美元的收益，美国国内GDP一年损失将高达5000亿美元。

　　结语

　　综上所述，拜登政府正在“两线作战”，一线是力图利用乌克兰牵制俄罗斯；另一线是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组织“去中国化”的各类联盟，利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因为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留给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时间不多了，未来10年是关键的10年。美国威尔逊中心中国研究所2021～2022《中美政策总结报告》指出：“必须防止中国在短期内取得会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力量平衡的成功，最紧迫的危险是大陆对台湾的征服，以及中国对关键商品、服务和技术的主导地位；必须利用现有的工具和伙伴关系，而不是将资源用于培养需要多年才能发展的资产；应该专注于有选择地削弱中国的力量，而不是改变中国的行为；必须快速行动，但应避免慷慨激昂地呼吁在中国推行政权更迭、全面技术禁运、全面贸易制裁，或采取重大秘密行动方案来煽动中国的紧张和暴力。”面对美对华经济战略不断升级和演变，我国应聚焦美对华长期、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战略实行积极防御，力争更快地积累实力破解美国的遏制手段。在美国以实力地位与中国进行对抗性博弈失败的情况下，继续推进中美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