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特定粮食品种领域的短期全球供需不平衡，但是这种影响相对有限和可控。乌克兰和俄罗斯作为小麦、玉米、大麦和葵花籽油等主要粮食品种的全球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双方的冲突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短期内削弱2022和2023年度乌克兰对这些粮食品种的生产能力，而对俄罗斯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几乎没有影响。因此，俄乌冲突对全球某些特定品种的粮食供需失衡的影响相对有限和可控。更为重要的是，将俄乌冲突可能引发的特定粮食品种的短期全球供需不平衡现象，上升和夸大为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试图刺激全球其他国家跟随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制裁的一种策略工具。事实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主要粮食和化肥等产品的出口禁令，更有可能会引发或诱发全球的粮食危机。
　　全球粮食危机的新问题和新苗头
　　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化以及带来的对全球主要粮食生产国的重大负面影响，极有可能是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的核心因素。2022年以来，全球的主要产粮国家均受到全球日益频繁的极端气候影响。比如，美国西部地区的千年未遇见之大干旱、印度等南亚地区的持续性超级高温天气（2022年3-5月印度的高温热浪使得印度小麦今年或将面临15%~25%的平均减产）、中国北方区域夏季气温相对较低等一系列重大非正常气候现象，更有可能会在2022年成为诱发全球粮食危机的导火索。这些主要产粮大国同时也是粮食消费大国的主要品种粮食产量的较大幅度波动，必然会对全球粮食市场的供需关系造成重大影响。特别是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的特定粮食品种领域的短期全球供需不平衡，再叠加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化对全球美国、印度等主要产粮大国的负面冲击，这才是引发2022年乃至2023年度全球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
　　全球主要产粮国必然会采取“以邻为壑”政策，通过大幅度涨价策略甚至禁止出口举措来谋取本国利益最大化，刺激和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发生和蔓延的重大风险。2022年4月27日世界最大棕榈油产地印度尼西亚宣布，将扩大棕榈油出口禁令，禁止原棕油和其他棕榈油产品出口。2022年5月13日。印度外贸总局发出通知，对印度的小麦出口实施临时禁令并立即生效。可以预料的是，今后会有更多国家纷纷出台针对某一类或某些粮食品种的出口禁令。这些国家针对特定粮食品种的出口禁令，不仅会继续较大幅度推高全球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更会引发全球主要粮食进口国对粮食短缺的恐慌情绪，从而成为刺激全球粮食危机的重要推手。可以断言，在今后一段时期之内，全球主要产粮国必然纷纷采取“以邻为壑”政策，通过推高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策略或者力保本国粮食绝对安全的策略，来促使本国利益最大化，进而进一步地刺激和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的发生概率和重大风险。
　　粮食必然成为全球各国发展竞争和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武器”和博弈筹码，自主可控的粮食供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决定各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的核心因素。客观事实是，正如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将全球集成电路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遏制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自主科技能力提升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武器”，粮食也必然逐步演化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主要产粮国谋求发展利益最大化和寻求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武器”。粮食的“武器”化现象，必然会迫使全球主要产粮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风险加大，大国利用“粮食武器”干预和控制小国的机会和空间急剧扩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扰乱全球粮食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进一步地加剧全球粮食危机的爆发概率。
　　中国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之策
　　中国长期坚持的应对可能粮食危机的前瞻性战略及提前谋划的相对充足粮食储备，使得中国在近期内不会受到全球粮食危机的重大负面冲击效应。客观事实是，中国对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和主要肉类的自主保障水平较高，但食用植物油、大豆的自主供给率相对较低，分别为33.4%和不到17%。其中，蛋白饲料原料自主供给能力短板相对最为突出，供给自给率不到20%。在中国政府长期重视粮食保障安全的情形下，2022年度中国主要粮食储存量占全球粮食库存量占比分别为：玉米达到69%，大米达到60%，小麦达到51％。中国主要品种的粮食储备占比，均在过去10年里提高20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可以得到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针对主要粮食品种的前瞻性、持续性储备政策，以及抓紧实施的强化国内初级产品自主供给率的重大战略，可以保障中国在2022年这个特殊时期不会遭受全球粮食危机的负面冲击。
　　高度关注全球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多重负面压力，及早采取有效政策举措加以应对和解决。虽然我们认为中国完全具备短期内应对2022年可能发生全球粮食危机的核心能力，但是，千万不可低估近期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多重负面冲击效应。一是面对粮食价格上涨可能推动中国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中国完全可以采取逐步释放粮食储备的方式控制国内主要粮食品种价格上涨的步骤和幅度，使得中国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温和且可控；二是面对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叠加2022年3-5月份全国范围内多点爆发的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失业群体增加风险，对中国低收入群体和失业群体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可以采取针对特定群体政府加大专向定向补贴力度的方式加以应对；三是针对部分食品加工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和利润下滑的困局，可采取定向加大减税免税力度的专项工具加以扶持。
　　中国需要持续着重强化与美国同盟体系之外的其他主要产粮国之间的政治互动和经贸合作关系，通过建立长期互信合作机制来促进中国利用外部资源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的稳定可靠机制。客观事实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食物自给率出现了持续下滑现象，中国的食物自给率由2000年的93.6%持续下降到2020年的65.8%，中国的主要粮食保障问题仍然面临长期的巨大压力和突出风险。在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将全球粮食供给安全问题上升为“政治化”和“武器化”前提下，中国必须着重强化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全球非美国控制的主要产粮国之间的长期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关系，逐步降低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主要粮食品种的依赖性，从而构建中国能够自主可控的外部粮食合作安全保障机制。
　　中国可以主动利用自身相对充足的粮食储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之作为影响全球其他国家重要工具和手段，组建和提升与中国发展利益紧密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鉴于2022乃至2023年度全球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缺粮以及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中国在自身粮食保障水平相对充足前提下，可以利用自身可以调节的粮食存量对那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新兴国家进行适度帮助和援助，用好粮食这把重要“武器”，谋求中国对外合作的深化拓展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要优先针对非洲、中东地区和东盟国家推动适度粮食转移和援助计划，充分发挥中国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基本生存权利和全球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方面主导作用。（作者：张杰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