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设想。2015年3月，我国对外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面阐释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想。这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抉择，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中央相继于2016年、2018年8月和2021年11月召开第一、二、三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我国于2017、2019年举办第一、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多次举办“一带一路”建设专题论坛、研讨会和博览会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当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参与。目前，我国与建交的180个国家中的140多个签署了共建文件，即使一些没有表示支持甚至扬言反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与我国经贸投资、工程承包和民间合作也很密切，实质上也参与了共建。许多国际机构、大型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也支持参与了共建“一带一路”。由此，共建“一带一路”良好合作局面顺利打开。

　　一、共建合作硕果累累

　　彩虹总在风雨后。共建“一带一路”8年走来波澜不惊、气势恢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关键领域和鲜明标签，对改善区域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全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2020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承包工程营业额累计达5092亿美元。其中，2020年达到911.2亿美元，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58.4%，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房屋建筑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大、技术要求高、建设周期长，很多发展中国家可望不可及。但是，这恰是我国的长项。近年来，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建成了一大批交通、通信、能源、水利、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取得了立竿见影的良好成效。

　　肯尼亚的蒙内铁路，连接首都内罗毕和港口城市蒙巴萨，全长470多千米，全套采用我国技术标准、机车车辆和施工建设，累计投资约38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混合贷款占90%。2018年开通后，使两地陆路客运时间由约10小时缩短到约4小时，货运时间低于8小时，物流成本降低了40%，建设运营过程中肯方雇员占雇员总数的94%，累计为当地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过4.6万个。目前，蒙内铁路每天双向开行货车14对、客车2对，正在成为热门观光旅游线路，对肯尼亚和东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作用很大，而且作为东非铁路网的主干线，将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2018年以前，尼泊尔国内网络只能通过印度联通全球，中国电信承建的穿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尼光缆开通后，在两国间建起直达路由，大大降低了尼泊尔通往中亚、亚太和欧洲的网络时延，提升了该国网络运行质量和安全性。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也带动了我国建设能力、设备和金融等走出去，对我国内经济发展贡献也很大。

　　（二）对外产业投资广受欢迎，有力拉动东道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2015—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922亿美元。其中，2020年达到178亿美元，约占全国总量的16%。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对我国的产业投资非常渴求，我国投资建设一个钢铁厂、炼油厂、汽车厂、纺织厂、风电场、光伏电站等，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诞生一个新产业，意味着该国告别某种商品短缺、某些领域的生产生活成本大幅度降低，意味着政府税收增加、居民就业增加、家庭收入增长等。

　　民营企业是海外产业投资的重要力量。他们把我国建设产业园区的做法移植到国外，建设了一批境外产业园区，作为我国海外产业投资的平台，取得了显著成效。江苏红豆集团投资建设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就是一个成功范例。该国西哈努克省原先以农业经济为主，普通家庭年收入约300美元。园区建成后，大量招收当地人进入园区就业，2020年在园区上班的当地普通员工人均月收入就有约300美元，几乎相当于过去全家的年收入，管理人员平均月收入达到800美元。目前，该园区入驻企业166家，占该省60%以上，其中，中国企业140家，本地企业9家，其他国家的企业15家，合资企业9家，涉及箱包皮具、纺织服装、五金机械、建材家居、汽车配件、医疗用品、光伏新材料等产业，已创造就业岗位近3万个，园区属地波雷诺县70%的家庭有成员在园区工作。更为可贵的是，在园区当地上班族大都是女性，一人上班，全家脱贫，并极大地提升了妇女的地位。

　　（三）双向贸易规模水平稳步提升，有力促进互惠互利

　　8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持续提速，2015—2020年间货物贸易总额约7.37万亿美元，其中，2020年达到1.35万亿美元，约占全国总量的29%。东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2020年超越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于2018年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目前，已连续举办4届，每届参展规模和成交额都创新高，中国特别鼓励“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前来参展。

　　我国扩大商品进口不仅有力支持了世界经济复苏发展，而且丰富了国内市场，满足人民消费多样化需求。来自泰国的“泰芒”、马来西亚的榴莲、智利的车厘子、美国波士顿的龙虾等，都是这些年大批量进入我国市场，普通家庭也能消费得起。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催生了中欧中亚班列、空中丝绸之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和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这些新业态又回馈助推中外贸易规模、效益、效率大幅度提升。

　　（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有力促进世界绿色低碳发展

　　我国走出去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秉持生态环保优先理念，建设了一大批新能源项目，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我国企业在海外新签订水电项目11个，装机3700兆瓦，投资和承建风电项目21个，光伏项目7个（总投资额17亿美元）。我国在哈萨克斯坦建设的扎纳塔斯风电项目总装机10万千瓦，预计每年发电3.5亿千瓦时，节约标煤1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9万吨；在匈牙利建设的考波什光伏电站总装机10万千瓦，每年发电1.3亿千瓦时，节约4.5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万吨。

　　不能忽略的是，我国新能源设备大量出口，有力支撑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新能源产业发展。目前，我国风电设备产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2020年出口22个国家约11亿美元，光伏产业为全球市场提供了75%的电池片和73%的组件，新能源汽车也开始批量出口。2021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大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实际上是让渡了我国在化石能源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展现了大国担当风范，受到各国一致赞誉。在交通、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在设计、施工、运营维护、融资等环节，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把绿色环保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绿色发展必将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新亮点、新主题。

　　（五）加强卫生健康、农业、减贫等领域合作，有效提升共建国家民生福祉

　　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平台，注重把当地民众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作为首要考量。

　　在卫生健康方面，我国在海外建设了一批公共卫生设施。初步统计，2015—2019年，我国共派出202批次3500多名援外医疗队员开展巡回义诊，累计诊治1100万名患者，并对当地医务人员带教培训、药械捐赠等。2020年以来的抗疫合作中，我国向150多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大批量防疫物资、检测试剂、疫苗等，向33个国家派遣35个援外医疗专家组，向28个国家派出中医医疗队，同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了180多场专家视频会，为世界抗疫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我国在非洲、中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展农业合作，促进作物增产增收，解决了当地人民吃饭穿衣问题。有关方面统计，到2020年底，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存量超过350亿美元，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企业近800家。

　　贫困是人类的公敌，许多国家钦佩我国脱贫攻坚成果，热切期盼学习借鉴我国的经验做法，帮助本国民众早日走出贫困。老挝原国家主席本杨2018、2019年两次访问中国，不辞辛苦，先后走访了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福建宁德下岐村等典型脱贫点。鲁班工坊是天津市主导创新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品牌，2016年以来，我国在12个国家援建了14个鲁班工坊。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上宣布，未来3年，中国将向上合组织国家提供1000名扶贫培训名额，建成10所鲁班工坊。中国工匠向共建国家民众传授一门种植养殖技术和手工艺，就能使他们脱贫致富。网络视频上看到非洲青年在中国师傅指导下熟练编织竹藤制品，用流利的汉语谈笑风生，真是暖心。

　　（六）引领加快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为新时代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了先手棋

　　这些年，我国与周边国家经贸投资合作明显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大幅度提升，广大沿边省区由过去的开放末梢正在变为开放前沿。中欧（中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等贯通，带动内陆地区向两端开放发力，重庆、成都、郑州、西安、武汉、长沙等内陆城市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转变。由此，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基本形成。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必要条件是我国与世界尤其是周边地区的联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疏通拓展了我国与世界联通的路径，使货物、人员流动更加便捷、成本更低，为新时代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下了一步实实在在的先手棋。

　　二、新形势下面临新挑战

　　当前，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已完全拉开帷幕，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在演变重塑，大国博弈、新冠疫情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突飞猛进的发展，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我国无疑是这台百年大戏的主角之一，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美国及其盟友遏制打压我国的重要靶子，面临愈加严峻复杂的风险挑战，相较于以往突出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世界大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了战略竞争态势

　　共建“一带一路”虽是一项国际合作倡议，但美、欧、日、印等大国都逐渐视其为我国谋求地缘政治利益、改变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的深谋远略，不但在具体合作事务上歪曲事实、蛊惑人心、干扰阻挠，而且从战略层面有组织地对冲排斥共建“一带一路”。

　　最近4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客们和一些智库、媒体炮制出了债务陷阱论、地缘政治论、扰乱规则论、破坏生态论、滋生腐败论、军事输出论等奇谈怪论，恣意诋毁抹黑共建“一带一路”，鼓噪国际社会予以抵制。美国出于对我国制度的傲慢偏见以及对我国崛起的忧虑，不遗余力阻挠共建“一带一路”，2017年联合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推出了“印太战略”，2019年联合日本、澳大利亚推出了“蓝点网络计划”（BlueDotNetwork），2021年6月在G7峰会上推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命名为“重建更加美好世界”）。欧盟及其主要国家既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又以项目信息透明度、规则标准、环保等为说辞小题大做，指责干扰共建“一带一路”，2018年推出“欧亚互联互通”计划，率先与日本建立起协作伙伴关系，2021年7月推出“全球联通欧洲”战略，11月份又宣布推出“全球门户计划”，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战略规划计划都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合作重点领域，以参与“一带一路”的亚非发展中国家为合作重点对象，强调私人资本的参与，还将所谓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观、规则标准等作为选择对象的标准，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排他色彩。世界基础设施市场这么大，多一些发展战略应该是好事，我们本来不能矫情地认为这些都是冲着“一带一路”来的，但从这些国家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是他们出台实施这些战略的重要考量。面对美国等西方的战略竞争，我国不得不防止共建“一带一路”被对冲化、边缘化。当然由此也发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搅动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鲶鱼效应”。

　　（二）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复苏，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步履维艰

　　目前，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和财力本来就弱，新冠疫情对这些国家的打击很大，增加了抗疫支出，财政收入反而大幅减少，难以持续高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且债务违约风险可能上升。同时，疫情下的世界消费和投资市场需求相对收缩，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投融资意愿也有所下降。再者，由于物资、人员流动受到阻滞，一些在建、建成的项目复工复产也较为困难。

　　（三）绿色低碳发展抬高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门槛，短期内可能压缩企业市场开拓空间和经济效益空间

　　煤电是目前许多共建国家的主要电源，也是我国企业境外建设投资的主要行业之一。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合作，我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后，这些共建国家亟须推进电力绿色转型升级，一段时期内可能迟滞其电力建设，我国走出去企业也要尽早从煤电市场撤出来，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如新基建等，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同台竞争将更加激烈。

　　绿色低碳是系统工程，生产建设过程也要提高绿色低碳化水平，这将增加企业成本，有的企业可能因达不到排放标准而被拒之门外。

　　金融行业积极响应应对气候变化，这两年来，包括我国金融机构在内，全球重要金融机构几乎都在推行绿色金融，项目融资条件更加严苛，一些传统项目将难以获得融资和信用保险支持。

　　三、继往开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世界虽然处于动荡变革期，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全世界求和平、谋合作、图发展的势头不可阻挡，巨大的市场需求、供给潜力依然存在，共建“一带一路”面临一定困难挑战的同时，依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时和势依然在我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边。我国作为共建的首倡者、引领者和重要建设者，应保持定力、勇立潮头、因势利导，在总结中不断改进工作策略、完善措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继往开来、行稳致远。在推动工作中应更加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词。

　　（一）遵循

　　共建“一带一路”，遵循市场规律、商业规则是根本，遵循国际法、国际公认通行的规则做法是首要，遵循我国法规政策和对外承诺、所在国法律以及公序良俗是关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对以上这些都是有要求的，但由于工作实践中宣传强调相对不足，政府和国企作用的显示度较高，企业尤其是民营、合资企业的显示度较低，一定程度上给外界造成的错误印象和认识是我国政府包办、国企包干“一带一路”建设。

　　今后，很有必要在思想认识上、对外阐释宣传和建设实践中进一步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基本属性，还应强调依法合规经营，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保优先理念，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做到这些，任凭美西方风吹浪打，共建“一带一路”就能岿然不动、坚毅前行。

　　（二）统筹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根基在国内、主场在国外，合作领域较多，工作中尤其要注重统筹思维，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处理好走出去与引进来、硬联通与软联通、经贸投资合作与人文交流、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关系，避免一头热一头凉。处理好我国利益与所在国利益、政府利益与企业效益、国家战略目标和地方政府发展需求的关系，大多数情况下不宜一头重一头轻。

　　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既不能见利忘义，也不能只图好名声而不讲经济效益。做好适当的统筹，就能形成相辅相成、协同推进的效应和多方“共赢”的局面。

　　（三）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国际公共产品，共建的前提是共商，共商的目标是共赢。我国应主动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对接他们的发展战略、政策规划、合作机制，以及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等，扩大利益交汇面，消除制度性和技术性障碍。即使如前所述美欧等国推行的战略计划，只要有利于世界和平合作发展，只要他们愿意，也有可能对接起来、求同存异、协同推进。

　　回头看，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得到世界广泛的欢迎支持，是与它的深厚包容性和“三共”（共商、共建、共享）大原则分不开的。反观个别项目建设、货物贸易之所以出现阻力和问题，也是因为前期没有做好对接协调。

　　这项工作显然应在各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共建倡议的首倡国，也有必要主动作为。

　　（四）聚焦

　　共建“一带一路”面向全世界，合作领域宽广，在面上推进的同时，也要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合作领域，尤其是由挥毫泼墨的“大写意”转入精谨细致的“工笔画”阶段后，加上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更要注重将资源力量投向重点。

　　我国外交的基本准则之一是周边首要，目前看，与我国合作更为便利、潜力较大的也是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现阶段，应以我国周边为重点合作区域，之后逐步沿中巴经济走廊、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等六大国际合作经济走廊，向外延伸至亚欧大陆乃至亚欧非大陆。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带动经贸合作、规则标准、人文交流等软联通。

　　这样，经过几年的持续努力，可显著提升我国与周边地区互联互通水平，促使生产要素和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同时，带动周边快速发展、创造需求，营造与我有利的良好外部环境。

　　另外，还应结合特殊时期、特殊事件和我国的比较优势等，确定阶段性的合作重点。如面对目前新冠疫情、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难题，我国应组织专门力量，引导国际社会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

　　这些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成绩显著，正在开展“新基建”建设。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借助我国的成功经验做法，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中国所能、对方所需，因此，也应把“数字丝绸之路”作为当前的共建重点。

　　此外，我国精准扶贫脱贫、荒漠化治理、传染病防治、现代农业种植养殖等成功经验做法，都有必要与相关国家分享，培育建设一大批“小而美”项目，使他们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五）防范，即防风险

　　目前，共建“一带一路”的风险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法治等多方面。比如，个别国家政局不稳、政权更迭频仍，生效的合同难以继续执行；美西方国家滥用所谓“长臂管辖”和国际制裁，限制打压我国企业和产品；个别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生态环保、劳工权益等为借口，鼓噪民众阻挠项目建设等。政府部门、行业商会协会和企业层面都要各司其职、防范风险隐患。

　　政府应持续强化防风险的机制建设，向走出去企业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提供必要的指导帮助，监督企业合规合法经营，利用外交渠道督促所在国保障我国企业合法权益，像国内一样对海外腐败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行业协会商会应加强行业自律建设，指导约束走出去企业有序公平竞争，不能再以老套路打拼，组织企业研判形势、信息共享等。

　　防风险的主体是走出去企业，应增强风险防范、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内部合规经营决策管理机制建设，建立健全风险发现和责任追究机制，重大项目事前必须进行审慎的风险评估。

　　我国企业境外项目融资要尽可能实现国际化、多元化，不宜仅依靠我国金融机构提供融资，这样有利于提高融资安全、分散风险。

　　此外，应积极主动与大型跨国公司和项目所在国企业合作建设，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借助他们的优势地位有效化解分担风险。（翟东升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