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扩散不仅对人类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而且引发世界范围内财政货币政策、贸易政策调整，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随之有所恶化，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风险同时有所上升。随着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还会加大对外资和外国企业审查限制，这都对推进“一带一路”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一些年来，部分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潮开始盛行，有少数国家民粹力量已经上台执政，并通过不少不利于外国企业的法律，中资企业在相关国家经营风险显著上升。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叠加上国内政治动荡或政权频繁更迭，导致一些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稳定性出现巨大波动。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过去几年里面临内忧外患，国内出现政治动荡和战争风险，导致其营商环境出现很大不确定性，中资企业在相关国家投资和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一些国家的法律与规则不符合国际规范，存在对外资过度规制与内资过度保护现象。例如，在市场准入标准方面存在隐性门槛、投资审查壁垒过高，极大提升了国外企业进入成本。进口产品质量标准变化频繁，在制定标准时很少考虑国外企业意见，增加了国外企业进行生产调整的难度与成本。一些国家由于对华竞争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中国存在一定偏见，并对中国国力不断提升有戒惧防备心理，因此有针对中国企业进行选择性执法的情况。

　　随着疫情扩散蔓延，许多国家出台严格的出入境管制措施，“一带一路”建设人员、物资等流动往来受限，供应链和物流运输通道遭到冲击。为控制疫情，沿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收缩了经济活动，延缓了投资项目建设进度，抑制了内外商务经贸活动，直接影响着企业项目推进及获得新项目。一是出入境管控加强，影响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推进。受疫情管控政策影响，不少航班被取消，各国普遍采取限制措施，中方派员赴国外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技术交流、人才引进、园区考察、海外合作伙伴及供应商拜访等活动受阻，影响中方企业境外项目推进，部分项目仍处在停工状态，部分已复工项目疫情防控压力也很大。二是运输与劳务成本增加导致企业生产负担加重。受疫情影响，运输企业不能满负荷开展运作，市场需求大于供应，隔离和管制措施使工程原材料成本和项目劳务人员成本提高，项目的工期和实施成本受到较大影响。三是双向投资促进活动延后或取消。受国际疫情蔓延影响，多个国家采取入境管制、飞机航班取消、旅游警告等措施，一批原计划在境外开展的招商考察、交流活动、各类展会、人才招聘等活动已延后或取消，赴境外国家的招商出国团组也都取消或推迟，双向投资促进活动均受到影响。

　　受疫情影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逐渐向国内传导。2020年以来，中国面临两个“前所未有”局面。一个是疫情冲击前所未有，一个是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社会发展仍旧存在短板弱项，各地财政金融形势不容乐观，地方和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受到一定影响。同时，疫情加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境外经营风险显著上升，项目推进进度放缓，获得新项目的难度加大。

　　由于外需持续疲弱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对外向型地区经济及外贸企业发展影响较大。从外向型地区经济来看，随着疫情暴发以及抗疫措施而引发的国内外市场沟通受阻，经贸发展受到较大影响，东部沿海等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地区承受较大压力，由此导致的失业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正在增多。从外贸企业来看，目前普遍面临订单取消或延期、新订单签约困难、物流运输不畅等诸多挑战。特别是对于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订单，更影响全球供应链，导致加工贸易所必须的进口原材料和零配件面临断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需求疲软、配套不畅，经营收入和利润下滑，企业资金链可能断裂，进而出现停产关闭等情况。

　　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许多短板弱项，经济运行面临较大挑战，行业企业运行困难较多。一是涉外经济体制推行“放管服”的改革任务依旧艰巨，在完善境外金融服务、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二是需要创造条件鼓励更多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些民营企业对国际投资风险的识别和应对能力不足，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三是我国国内的市场竞争、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投资管理等方面的政策，与目前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间还有差距，需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推动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

　　（作者：任海平，中宏观察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