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幼有所育”将实现从“基础保障”到“品质服务”的历史性跨越，其发展质量不仅关乎亿万家庭的幸福感，更决定着国家未来的人力资本竞争力。这一进程中，需始终坚持“儿童为本”的核心原则——所有政策设计、资源配置、服务提供，都必须以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为出发点，而非简单追求“数量指标”。
一、“幼有所育”的战略意义与新阶段内涵
“幼有所育”作为“七有”民生目标的首要任务，既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更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石。一个孩子的0-6岁，不仅是身体与智力发育的关键期，更是人格塑造、社会认知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的养育质量，直接影响个体终身发展能力，间接决定国家未来人力资本水平。经过“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的攻坚，我国已基本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基础性矛盾，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2015年的75%提升至2024年的91.6%，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过85%，“有园上”“上得起”的目标初步实现。
但“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幼有所育”将进入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的战略转型期，其内涵呈现三大突破性升级。一是目标维度，从“保基本”转向“高品质”。过去聚焦“有没有学位”，未来更关注“每个学位是否有质量”——例如，幼儿园课程是否符合儿童发展规律，托育机构是否具备科学照护能力，而非简单以“知识灌输”“安全看护”为标准。二是范围维度，从“3+”延伸至“0-6”。3-6岁学前教育已形成较完善体系，但0-3岁婴幼儿照护仍是明显短板，2024年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仅4.08个，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问题突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托幼一体化”，构建覆盖孕期保健、婴儿照护、幼儿教育的全链条服务。三是内容维度，从“重育轻保”转向“育护融合”。传统学前教育侧重“教育”功能，而科学的早期发展需要“保育（健康照护）、教育（潜能开发）、照护（生活照料）”三位一体。例如，对0-1岁婴儿需强化母乳喂养指导、发育监测；对2-3岁幼儿需注重语言启蒙与社交能力培养，而非过早引入小学化课程。
二、“十五五”期间“幼有所育”是大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十五五”期间，“幼有所育”将迎来政策、需求、技术多重因素叠加的发展红利，其动力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驱动
人口均衡发展与共同富裕两大战略将形成“双轮驱动”。一方面，应对人口负增长已成为国家战略重点：2024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09，“不愿生、不敢生”的核心原因之一是“养育成本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全国家庭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达几十万元。这一成本涵盖了孩子从出生到17岁期间的多项支出，如基本生活费用（食品、衣物、住房等）、教育费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课外辅导补习、兴趣班等）、医疗保健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如交通、娱乐、旅行、研学等）。从家庭经济负担强度来看，在一线城市，该阶段抚养成本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完善“幼有所育”服务体系，本质是通过公共服务供给降低家庭负担，释放生育潜能。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目标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当前城乡学前教育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十五五”时期将通过资源倾斜缩小差距，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的人生起点，这是共同富裕在民生领域的直接体现。
（二）社会需求的结构性爆发
双职工家庭“托育刚需”与育儿观念升级形成叠加效应。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中“夫妻双方均就业”的比例达68.6%，其中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面临“无人带娃”困境——45.2%的母亲因缺乏托育支持被迫中断就业，这一群体中80%表示“若有普惠托育服务愿意重返职场”。
新一代家长的“科学育儿”需求更推动服务升级。80后、90后父母中，由于半数以上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再满足于“有人看孩子”，而是追求“专业化照护”“个性化发展”。例如，对婴儿的睡眠训练、感统训练，对幼儿的双语启蒙、艺术培养等细分需求激增，催生多元化服务供给。
（三）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与落地
“十四五”规划奠定的制度基础将在“十五五”时期释放效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家庭、社会的权责；《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的“每县至少建成1所公办托育机构”目标，将在“十五五”中期全面验收；地方层面，浙江、上海等地试点的“托育券”“育儿补贴”等政策，将逐步向全国推广。更重要的是，“幼有所育”已被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2024年起，普惠托位数、幼儿园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等指标被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这将倒逼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形成“政策落地—需求满足—社会认可”的良性循环。
三、“幼有所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
“十五五”期间“幼有所育”高质量发展绝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系统性、深层次的质量变革，其具体形态体现在六个维度：
（一）普惠性资源深度扩容与结构优化
资源供给将从“粗放式增长”转向“精准化布局”。发展需聚焦三个问题：一是空间适配性。如何结合人口流动趋势优化布局？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等人口流入地区需新增托育点，而东北、西部部分县域需整合闲置资源（如农村小学附设幼儿园）。某人口净流入城市通过大数据分析，在工业园区、大型社区周边优先布局托育机构，使服务半径从1.5公里缩短至0.8公里，使用率提升40%。二是模式的创新性。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普惠供给？“公办民营”模式（政府提供场地，企业运营，收费上限管制）在多地试点成功，某市民办园通过该模式转为普惠园后，收费从每月3800元降至1500元，仍实现微利。研究需探索“租金减免”“税费优惠”等配套政策，确保社会力量“愿意进、留得住”。三是结构的均衡性。如何弥补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短板？需建立“城乡对口支援”机制，如东部优质园与西部县域园结对，通过远程教研、教师轮岗等方式提升质量；对农村幼教点推行“巡回指导”制度，由县妇幼保健院、教师发展中心专业人员定期下乡指导。
（二）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突破性构建
这是“十五五”最重要的增量领域，需破解标准、模式、监管三大难题。首先，关于标准体系建设。当前托育机构缺乏全国统一标准，部分机构存在“以教代保”或“只保不教”。研究需推动制定《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规范》，涵盖场地安全（如防撞设计、空气净化）、人员资质（需持育婴师证+健康证）、活动设计（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等细节。上海已试点“5S照护标准”（安全、科学、适宜、支持、协同），可作为全国范本。其次，关于多元模式探索。社区托育（嵌入式）、企业托育（福利性）、家庭托育点（小型化）需分类施策。社区托育可依托居委会用房，提供“日托+临时托”服务；企业托育由用人单位自建或购买服务，某互联网企业开设托育点后，女性员工离职率下降25%；家庭托育点需明确“最多收托5人”“每1名照护人员对应不超过3名婴幼儿”等底线要求，避免安全风险。最后，关于医育结合机制。0-3岁是儿童健康监测关键期，需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数据。研究可探索“三早服务”，社区托育机构与妇幼保健院合作，开展“早筛查（发育评估）、早干预（针对发育迟缓儿童）、早指导（家长培训）”，某试点地区通过该机制使婴幼儿贫血率从12%降至5%。
（三）保育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未来质量提升的核心是“软件”升级，需聚焦课程、师资、评估三大环节。一是课程体系本土化。当前部分幼儿园照搬西方模式，忽视中国文化根基。需开发“中国特色早期发展课程”，例如通过“二十四节气”主题活动渗透传统文化，通过“亲子共读书”培养语言能力，避免“小学化”倾向（严禁3-6岁儿童学习拼音、算术）。二是师资队伍专业化。幼儿园教师与托育教师是质量核心，但当前存在“数量缺、待遇低、专业弱”问题。需在师范院校增设“早期教育”本科专业，年培养规模扩大至5万人；建立“入职培训+定期研修”制度，要求每3年累计培训不少于360学时；将公办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民办园教师最低工资不低于当地社平工资的1.2倍，解决“招不来、留不住”问题。三是质量评估科学化。改变“以硬件论质量”的传统评估方式，建立“过程性评估”体系。例如，通过观察师幼互动频率（每天不少于2小时个别化交流）、儿童自主游戏时间（占比不低于60%）等“软指标”衡量质量；引入家长满意度、儿童发展测评等多元评价主体，避免“唯检查论”。
（四）通过数字化与智能化赋能
未来技术将成为提升效率、优化服务的重要工具。首先，关于智慧管理平台，要构建全国统一的“幼有所育”信息平台，整合机构备案、师资信息、安全监控等功能。家长可通过APP查询附近普惠园名额、预约托育服务；监管部门可实时查看机构视频监控，对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风险自动预警。浙江已建成该平台，使机构审批时间从30天缩短至7天。其次，关于个性化发展支持，要通过AI技术为儿童建立“成长档案”，自动分析语言表达、运动能力等数据，生成个性化指导方案。例如，某试点幼儿园通过智能手环监测幼儿活动量，对运动量不足的孩子推送“亲子游戏建议”，使幼儿体质达标率提升15%。最后，关于家园共育数字化，要开发“家长端”小程序，推送每日餐食、活动照片、发展报告，打通线上沟通渠道。某园通过该模式，家长参与家长会的比例从60%升至92%，家园协同效率显著提升。
（五）成本分担机制的健全与优化
未来合理的成本分担是普惠性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要完善政府投入机制。明确各级财政责任，建议“十五五”期间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向中西部倾斜40%以上；对普惠托育机构按每托位每年3000元标准给予补贴，降低运营成本。二要明确家庭支付合理区间。家庭承担的学前教育费用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不宜超过10%。可通过“阶梯定价”实现公平：对低保家庭免收托育费用，中等收入家庭承担50%-70%成本，高收入家庭全额付费；探索“托育券”制度，政府向困难家庭发放电子券，直接抵扣托育费用。三要激励社会投入。对企业捐赠托育设施给予税收抵扣（捐赠额12%以内可税前扣除）；鼓励保险机构开发“托育责任险”，降低机构运营风险；引导公益基金会设立“婴幼儿发展专项基金”，支持农村托育和特殊儿童服务。
（六）特殊儿童群体的关怀服务
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机会，需强化对特殊需要儿童的早期支持。一要完善筛查干预网络。建立“社区筛查—机构诊断—专业干预”链条，在妇幼保健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儿童发展评估门诊”，对孤独症、智力障碍等进行早期识别（最佳干预期为0-6岁）。某省通过该网络，特殊儿童早期识别率从30%提升至75%。二要加强教育支持。普通幼儿园需具备接纳特殊儿童的能力，配备“资源教师”（每园至少1名），对有需求的儿童提供“一对一”辅导；推行“医教结合”，特殊教育学校与康复机构合作，为入园儿童提供康复训练。三要完善家庭支持体系。对特殊儿童家庭提供“喘息服务”（临时托管）、家长培训（康复技能指导），减轻照护压力；将特殊儿童托育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不低于60%，缓解经济负担。
展望2030年，一个覆盖0-6岁、普惠优质、育护融合的“幼有所育”服务体系将基本建成：每个社区都有可达的托育点，每个乡镇都有标准化中心幼儿园，每个孩子都能获得科学的早期发展支持。这不仅是民生工程的里程碑，更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石——当每个孩子都能拥有“美好开端”，民族的未来必将充满希望。（作者：杨泽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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